舍監心語 - 林浡的教育心路歷程

母親和大學生的眼淚

2011-08-20T21:29:00.001-07:00

那天晚上正在弄孫為樂，突然聼到媳婦尖叫驚呼：「天啊，有蟲呀！怎辦？」馬上走過去看看，真的有幾條肥肥白白的小蛆蟲在地板上懦動，樣子頗為噁心，她驚得哭了。我明白做毋親的流淚，原全是因為關注還在四處爬行的小女兒。小蛆蟲的出現，破壞了她女兒生活的健康環境。

回到家中，竟在網上看到更噁心的場面！香港大學的校園竟然滿佈警察，不單禁止學生在自己的校園內走動，還使用暴力，把手無寸鐵、並無觸犯任何法律或校規的同學推倒、禁錮。

真不能相信如此無法無天的事情，會在港大校園內發生！數十年來從讀書到教書，這裏都是自由、開放的地方。我在黃克競大樓上班時，每天在路上會碰到市民使用電梯經過校園去行山，在平台耍太極，原全沒有保安干涉阻止，週圍環境是那麼和平友善。師生擁有思想、學術、言論自由不在話下，學生活動、組織享受高度自主權，宿生全日可自由出入，學生可以使用民主牆批評任何人任何事而不怕秋後算帳，建立了港大的自由風氣。維繫著校方與學生之間良好關係的，是互相專重和信任。

現在怎麼了？即使67暴動、戒嚴、通街炸彈的年代，都沒讓警察接管、進駐校園。被粗暴對待的同學犯了什麼錯？是因為他們示威嗎？可是，昨天港大傳訊及公共事務處在發給同事、同學、校友及各界友好的電郵中，不是說「對於昨日在校園範圍示威引發的不愉快事件，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深表遺憾，......徐校長表示，香港大學學生及舊生，昨日以和平、理性的態度表達意見，值得欣賞，同學表現非常理性而克制，是和平示威的一個好榜樣。大學無論任何時候，都要保障學生及所有成員的安全，然而昨日發生的事情，顯然有令人遺憾之處，....」嗎？好，既然如此，即是他們沒犯錯啦，卻遭警察如斯對待，那就不是一句「深表遺憾」便可把事件輕鬆交待的了，起碼應是「深表憤怒」吧？校方承諾保障學生及所有成員的安全，為何不追究警方濫用警權和暴力呢？

看見其中一位被無理禁錮的學生會幹事被釋放後接受訪問時，激動到哭了，我突然想起，這位學生的眼淚和感受，不就跟我媳婦的一樣嗎？祇不過是潔淨地板上懦動的蛆蟲，換上了遍佈校園的便裝公安與軍裝警察而已。他們的冷酷與粗暴，破壤了自由開放讓學生健康成長的環境，簡直比蛆蟲更噁心！

從停辦課程到「文明的光輝」

2011-07-23T12:41:00.000-07:00

每年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前後，浸大都會舉行「文明的光輝」講座，邀請一眾獲頒榮譽博士者，各自就其學術領域成就演講或多人對話，表揚他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非常有意義。

大學之大，不單在其囊括眾多學術領域，廣集大師賢才，更在乎其氣度胸襟寬闊，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並且在鑽研博大精深的學問之餘，培養師生的人文氣質。所以大學是超凡入世的，既是真理的明燈，又是社會的良心。為此，大學設立學院與學系，分別在不同學術領域中進行教研工作。表面上它們是各自獨立運作，但實際上每個都是構成大學的重要部份，一切學系、課程的增減，都會影響大學整體的功能和發展。

可惜理想不敵現實。在教育官僚的操控下，教資會要求大學囘繳部份學額後再競投之，以達其重新分配各院校資源之目的。表面上似是當今香港社會普遍認同的優勝劣敗，汰弱留強式的 “Jungle Law”，實際上是干擾大學的學術自由自主，嚴重破壞大學的功能，和窒礙大學發展的把戲。

最近浸大宣佈因競投學額失敗，2012年要停辨數碼圖像傳播和物理課程，並要削減視覺藝術的學額，但另會增辦「檢測科學」和「創業及專業寫作」兩個新課程。如此重大的决策，關係着學系的存亡和資源重新分配的殘酷遊戲，想各院長一定各出奇謀，寸士必爭，最後經高層協商和教務議會 Senate 再三討論，方才定案。但當中以何原則去判強弱、定存亡就不得而知了。衹是根據傳聞，課程收生的高考成績乃是决定性的因素。撇開整個决策過程是否恰當不談，因為反正這是一場弱肉強食的遊戲，公平公正與否已是無關宏旨了。讓人遺憾的是看不見這個决策背後對大學教育理念的思維和邏輯。

浸大被迫停辦課程已非首次。三十年前政府以停辦土木工程系作為獲取教資會資助的交換條件，浸大被迫接受，惟以後強調「文理互通、教研並重」，帶出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教育理念，並在鞏固原有的文、理、商、傳理、社科等基礎上，逐步擴展學術範疇至中醫藥及視覺藝術。浸大的全盤發展是在教資會的種種規管和限制下，仍然有着頗為完整的理念循序漸進的。

囘說今次停辦課程。物理學是理科的根本之一，而眾所周知，該系教授們的科研成果是卓越驕人的，除了本科收生成績不太理想之外，實在想不到其他要它停辦的理由。至於數碼圖像傳播課程，浸大當年是先知知覺傳播界的潮流，一馬當先開辦的。早期按高考成績錄取，學生質素差强人意；後改為以學生志趣和有關專業能力為主、高考成績為次，即立竿見影，畢業生成績斐然。今次突然被停辦，難道又是高考成績稍差作祟？視覺藝術的遭遇也相若，假如高考成績這魔咒持續流連，將來亦恐難逃一刼。

再看兩個新增課程，其名稱已明顯表示是「畢業生就業市場導向」底下的產品。在經濟金錢掛帥的香港社會，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什至可能符合大部份學生和家長的期望。可是一旦這成了大學開辦新課程的方針，課程的中心便會偏向一個狹窄的培養某行業人才為目標。那麽，大學和職訓學校又有何區別呢？

土木工程學以營造社會的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為本，與民生息息相關；物理學深入觀察大自然的規律與奧祕，從而可教導學生反思人生哲理及人應如何與大自然取得和諧；數碼圖像傳播針對如何使用現代科技幫助溝通，促進消除人際隔漠；視覺藝術則能幫助人逃出物質世界，進入靈魂深處探求真善美。大學如能好好利用這些學科的本質優勢，使青年學子不單在其所選專業上學有所成，對培育他們的人文精神和氣質，亦有莫大裨益。

浸大經常強調人文素質，而一所大學的人文氣質是長期對人性的關懷與真理的探索沉澱而成的。在决定停辦某些課程之際，不知有否考慮以上各點呢？如果大學的終極目標是培育完人，並藉學術研究使人類文明發出光輝，那麼决定任何學科的去留，就要詳細考慮其個別及整體的教育功能價值。短視的功利取向，祇會帶來對各方面的損害。

關愛

2011-07-13T12:02:00.000-07:00

浸會大學飯堂外判商得知今年不獲續約，提前結業，其屬下聯福樓、聯福餐廳數十名工友遭拖欠達八十萬遣散費、年假、休息日補薪、強積金供款，逾兩個星期不獲處理，工友向校方求助。浸大校長認為校方與外判商聘用的工友各不相干，因此沒有法律責任動用外判商營運按金或其他款項去支付欠款，聲稱大學的所有資金，無論是公帑或非公帑，都應用於教學、研究和學生服務方面。最後衹是發了一封籌款信，呼籲同事、同學和校友，捐款協助這群員工，發揚浸大的「關愛傳統」云。

又是一個法、理、情如何能相容的問題。

在情，浸大高層應念十多年來在公、私宴會中盡享聯福樓員工的額外熱情招待；在理，員工的服務對象以浸大師生為主，不能否認他們是大學提供學生服務的一部份(因為聯福樓和學生宿舍飯堂美心的功能本質是一樣的)；在法，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是外判商聘的員工，大學並無法律責任去照顧他們。

但甚麼是浸大的「關愛傳統」呢？以我個人三十年作為浸大Member of Board of Governors, Council Member 與全職員工的經歷來看，早年的浸大真的是關愛員工的機構；可惜自2006年實施所謂新薪酬架構後，已經逐漸變質。

何謂關愛？基督教講的關愛乃是超乎法律的，法律雖沒有要求你負責，但你卻額外主動去負責墊支補償，那才是合乎基督精神的關愛啊！

轉貼一位老師的觀點

2011-04-20T13:43:00.000-07:00

徐國峰: 當老師看見搶咪

【明報專訊】從事教育工作真的頗幸福，各界人士即使不為老師工時過長、行政工作過多等問題說句話，最少也會趁社會上出現搶咪、灑溪錢、躺臥馬路等場面時自告奮勇，站出來為我們「抱打不平」，譴責這些「暴力」行為會教壞學生：「萬一學生有樣學樣，搗亂課室，你叫老師點教書？」

言重了，當辛亥革命涉及偷運軍火、暗殺清吏等行為，我們也可紀念其百周年，當中國共產黨以武裝鬥爭趕走國民政府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輯錄在中國歷史科課程內，區區搶咪、擲物等火藥味較重的行動實在沒什麼需要忌諱。反而，這是很好的切入點，讓老師帶領學生認識社會百態。

先弄清楚何謂「暴力」？

社會上充斥很多耳熟能詳、琅琅上口但語焉不詳的概念，例如和諧、發展、理性、暴力等，我們經常掛在口邊，但總是沒有清楚解釋這些概念是什麼意思。筆者認為，身為教育工作者，尤其通識科老師，與學生探討一切社會議題前，如果觸及這些概念，應該先討論這些概念有何含意，否則同學在一知半解下進行討論，很容易被主流媒體的觀點和報道方向牽覑鼻子走，獨立思考於是無從說起。

回到引致我們「被抱打不平」的搶咪事件。不少有心人批評這些「暴力」行為不能接受，但既然我們欲將有關行為定性為「暴力」，是否需要先弄清楚何謂「暴力」？除了拳腳交加甚至槍林彈雨那種看得見的暴力，有沒有些暴力是肉眼看不見的？常言道「苛政猛於虎」，那麼猛於虎的東西是暴力嗎？

示威者搶咪是暴力，那麼港鐵有政府作為大股東，坐擁豐厚盈利仍年年加價，在小市民的荷包搶錢又算不算暴力？示威集會期間堵塞馬路是暴力，那麼舊樓強制拍賣門檻一再降低，小市民隨時因地產商垂涎其多年安樂窩而流離失所，這又算不算暴力？議員跑到官員面前叫口號是暴力，那麼議會內的多數派恃覑人數優勢，不惜離場流會阻止議員發言，這又算不算暴力？

香港最嚴重的暴力是什麼？

暴力有很多種，有看得見的肢體暴力，亦有看不見的制度暴力，前者受法律制裁，後者通常有法律為其開綠燈，令在權位者可以「合法」地欺壓小市民。當筆者作為準老師看見搶咪場面，再聽到旁人爭相拔刀相助指摘這是「暴力」行為，首先想到「暴力」的定義本身已是很好的討論題材，何不就此討論一番？何不討論各種行為符不符合「暴力」的準則？一直討論下去，不難觸碰到最核心的問題：目前香港最嚴重的暴力是什麼？在哪裏？由誰發動？誰是受害者？

作者是中學通識科教學助理

舍堂教育 - 注水或燃火？

2011-03-27T19:48:00.000-07:00

轉眼學生宿舍成立快十年了。到底十年來我們實行舍堂教育的成果如何呢？值得探討。

顧名思義，舍堂教育就是藉着舍堂生活施行的教育。何謂教育？定義很多，可惜在香港的家庭和學校，所謂教育多是停留在灌輸資訊(不是知識)的層面，並不要求學生多想多問，甚至連衹教考試怎樣拿高分的補習社也叫「XX教育」呢！

我認為教育的核心是「啟發、改變」 enlightening and changing。愛爾蘭詩人William Butler Yeats曾說：『教育並非向桶內注水，而是點火。』(Education is not filling a bucket, but lighting a fire)。教育者的職責是啟迪學生的思想，引導他們產生興趣，改變他們的惡習，和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在知識膨脹極速的今天，最湊效的教育方法不是授以大量知識，因知識可以很快過時；而是啟發學生的興趣，使其求知慾達到「燃燒點」flash point，他們便會開始不斷追求，自動終身學習，並且在整個過程中，逐漸塑造獨立健全的人格。

把以上的理念套用到舍堂生活教育中，就是在宿舍締造一個自由愉快的環境，啟發學生對舍堂生活產生熱愛，建立對舍堂的歸屬感、忠心與委身，使他們發現原來透過與舍友共同生活、交往、競爭、合作和彼此服侍，便能夠共同得益，一起成長。把所有從舍堂生活中每天的得著，慢慢地一點一滴的積聚起來，最後成為一種終生受用的「生活技能」 life skill，就是舍堂教育對一個宿生個人產生的成果。

但是根據去年公佈的「學生宿舍檢討小組報告」(Report of The Student Residence Halls Review Panel)，似乎在管理層的概念中，舍堂教育就不過是宿生會辦的活動 (統稱之為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與學生事務處辦的活動 (統稱之為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聯通課程)的總和。小組建議把兩種活動整合 (integrate) 成為「舍堂生活教育」 (hall life education)，但明顯地這種以「活動或課程為中心」的舍堂教育是遠不足夠、功效成疑的。無可諱言，現時大學生的生活實在是非常繁忙的；讀書、兼職、社交、其他學會活動、休息等等，每天都在「搶」他們有限的時間。還要他們參加所有的舍堂活動，許多時候真的是有心無力啊。

因此舍堂教育應遠遠超越整合各類「有形」的活動或課程。舍堂教育是要提供一個自由、愉快、有學術氣氛的宿舍環境，使宿生能在經歷各類「無形」的生活小節中，不知不覺地成長。

過去十年，蔡元培堂就是推行以「生活為中心」的舍堂教育。「蔡人」在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中，得以舒展生活和學習的熱誠，建立有特色的舍堂文化，和對蔡堂的強烈歸屬感。我担任舍監的時候，對宿生多給予信任，因為青年人覺得被尊重和信任的時候，才會學懂自重和尊重別人的。

個人認為舍堂規則要合理，人性化且合乎生活化。過嚴的規則和過份的生活行為規管都是不適宜的，只會激發宿生的對抗和走法律漏洞的旁門左道，對培養大學生的自律是沒有什麽幫助的。

即使在中學，一位就讀著名女校的同學最近參加學生交流計劃，發現那所數十年來人才輩出的著名男校校園竟然很自由，校規寬鬆，電腦網絡也沒有禁這禁那的防火牆，但是學生們都懂得自律，勤力上網學習而不會上Facebook浪費時間。

由此可見，以苛嚴規則限制宿生空間、用各類活動充塞他們的時間並非良好的「舍堂生活教育」。這不過是向桶內注水的教育模式，衹會加快熄滅宿生們對舍堂生活憧憬的火花，而不能燃點他們對舍堂生活與學習的熱誠，使他們一生受用。

規管與自由

2011-03-25T10:26:00.000-07:00

聽過不少老師都說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難教。他們並非頑劣無禮或者懶惰不交功課，而是對學習總是提不起勁、做事不專注、不肯動腦思考、缺乏反應、不會發問、無意見、無責任心、經常遲到、對自己沒有要求、可能除了打機以外，對什麽都不感興趣。

星期日早上乘搭巴士，坐在我後面正帶着女兒去補習的媽媽，全程和女兒温書準備明天的測驗。坐在我前面的另一位媽媽，則不斷呢喃和翻閱一本厚厚的 clear folder, 裡面收藏了大批小兒子不同的證書、獎狀、成績單等物，大概是這位衹有五、六歲大的小朋友的「履歷」吧。我心想，今天香港孩子的生活實在是太「充實」了，難怪他們的腦袋「塞實」！

試想，天天的作息活動時間表都是被家長編排得滿滿的，只可順從地按時進行，不需要自己作任何選擇或决定。在家中一切事情有傭人或父母代勞，飯來張口，孩子生存的目的和唯一的任務，就是讀書。

一位從事教育的好友在網誌中說：『這些己經患上「無腦」的可憐孩子，每天被不斷喂食，喪失了空間和自由。.....香港的學生也是活在一種表面上給你自由選擇，但事實是沒有選擇的環境下生活。.....我亦留意到我的女兒在我不斷規限她的行為後，她會呈現出「順從」的狀態，原因是她知道反抗都是無用的。然而這不代表她是「心服」，只是在強權下無可奈何吧了，這種「無心」但卻服從的行為，在今天的學生中實在太過 common了。』

被困在籠中的鳥獸都是一樣。牠們喪失了空間和自由，每天被不斷喂食，就逐漸失去了自己覓食的本能，衹會偶然拍拍翼，或者在籠中來回踱步。

明年大學三改四，新生入學時將比過去的年紀小一歲。有人擔心他們心志更不成熟，因此需要多添人手在學生宿舍去輔導和加倍「照顧」他們。但是有否想過，這樣對待大學生如中小學生，處處加以「照顧」，限制他們的空間和自由，就是延續「寵壞」他們呢？不錯，在壓力下他們可能乖乖地順服，但等到他們畢業離校進入社會，就會一如久困籠中的鳥獸一般，雖然獲得自由，也沒有多少獨立在外面生存的能力。

增加一年大學生活，正好提早「釋放」那些被剝奪了童年和少年時期正常發展機會的同學，讓他們及早過正常的大學生生活，學習自己照顧自己，學習思考後為自己做决定，也為自己作的决定負責。給予空間和自由，能釋放同學的潛能；過份的規管，祇會制造平庸，是不能培養出具備獨立人格和創意的卓越人才的。

「球証大晒」的啓示

2010-12-29T12:47:00.000-08:00

儘管足球是世上最多人喜歡的比賽，它的裁判制度卻是經常為人詬病的。今年世界盃比賽，法國前鋒犯手球後射入，淘汰了愛爾蘭；德國守門員把完全進入了龍門的球拾起踢出，使英格蘭喪失了攀平的機會，都是因球証看不見而造成不公平。但國際足協一於懶理輿論，不肯採用先進科技去監控比賽，仍然維持「球証大晒」的傳統。球証乃是場中的最高權威，即使他判决有誤，也不會改變賽果。

起初我也對此大惑不解，但想落卻可窺見其中哲理。我想，足球比賽是人(包括球員、球証)而非科技的體育競技，故應在一個「人本」的環境中進行。要嬴對手嗎，你就要在球技、决心、耐力、策略、團隊合作等各方面有所表現。球証判錯了嗎？那就考驗你的脾氣修養、抗逆能力，能否沉著應戰收復失地。運氣不佳輸了嗎？那就看你的體育精神、有無君子風度和接受「現實是會存着不公平的」的器量，做一個 gracious and dignified loser，而不是一個 sore loser。足球决賽頒獎總是負方先上台領取銀牌，球員有的垂頭喪氣，有的苦着臉，唯有那些以微笑展示具有「不可以成敗論英雄」的氣慨者，獲掌聲最多。

研究指出，參加具有結構性的活動 (structured programs) 如球隊的訓練和比賽，對個人品格發展有良好幫助。例如足球比賽能夠提供德、智、體、群、美、情緒、委身等全方位的操練，實在是很好的全人教育工具。球証錯誤判决帶來的「不公平」，更是我們在人生中常見，極需學會接受的現實。

回想我「蔡元培堂」也曾成為「不公平事件」的磨心。事緣我堂原被安排在宿舍南座高層，一年過後竟被指獨享樓高景靚，對其他三堂宿生「不公平」云。舍堂組馬上「做嘢」，一時多個方案出籠，從兩堂分兩翼共用一層樓，到四堂年年換位都有。沸沸揚揚中，舍堂組進行問卷諮詢，又被質疑假民主，因最後建議採用的方案，竟是最少宿生贊成的一個。我認為整件事情實在是庸人自擾，故情願把我堂永久放在低層，都不想花時間去搞那些年年換位的所謂「公平」管理。即使這事真的涉及「公平」問題，那豈非教育宿生如何面對現實社會中種種不公平的好教材嗎？事件最後以隔層編排結束。

大學是學生踏進複雜社會前的最後一站，理應讓他們在真實或模擬的現實環境中，自由地實習如何思想、批判、表達、協商、取捨、決定等人生技巧。所以如果今天我仍是舍監，一定會繼續堅持儘量給予宿生自由自主，並爭取廢除限制晚上互訪的「惡法」，因為大學生必要學會自律和照顧自己，舍堂切勿做「港孩」的搖籃。

燃點青春的激情

2010-08-29T23:14:00.000-07:00

「一樣的廣場、被融化了的一群年青人。被汗水融化、被眼淚融化、被青春的熱情融化。當年的我跟他們一樣哭成淚人，今天的我站在一旁羨慕青春、驕傲地慶幸自己仍流著橙色的血。」這是一位剛去完今年蔡元培堂迎新營的前駐舍學長在 Facebook 的留言。

記憶中，從2005年開始蔡元培堂迎新營的壓軸活動 Campfire，都在賽馬會廣場上閃動着橙色的波浪與歡笑。汗水和眼淚把新舊 Caian 黏在一起，團結、温暖、感動。就是從這一晚開始，建立了多少新生和組爸、組媽、師兄、師姐的情誼，激發了多少 Freshmen 要上莊的熱忱，也讓多少「老鬼」和我這個退休舍監「蔡火重燃」！

很多人不是批評這一代的青年人沒有理想、對事物冷淡、提不起興趣、做事也缺乏激情 passion 嗎？大學生搞得有聲有色的迎新營，叫新生們全情投入，正好給我們從事教育者一點啟示。沒錯，他們的成功，故然是因為迎新營的主題新鮮活潑生動，節目「勁好玩」，迎合青年人的口味，但我看主要的原因還是宿生會一班莊員、宿生和舊生們的熱誠感動了新生們，燃點了他們對舍堂生活的憧景和激情，產生了共鳴、互動的果效。

多年前曾經請教前輩高人，應如何帶領宿生參予校園內各種活動，和幫助他們建立舍堂文化。他回答說祇要設法提升他們的興趣達至「燃燒點」即可。這個簡單的答案可不容易實行，但卻確是關鍵所在。我們實在需要檢討是否課程設計與時代脫節，或教學法出了問題，至令許多學生提不起勁去上課、學習。能獲大學錄取的學生，都應具備基本的學習動機與能力，祇要課程有適切的內容，教授有教學的熱誠，能引發他們產生興趣，自會較主動地去討論和學習。可惜從同學的回餽得知，我們仍有很大改善的空間。

蔡元培堂迎新營有著明顯的教育果效，絕對不是「玩餐勁咁簡單」。藉著燃點起青春的激情，它確立了新生們對蔡元培堂的歸屬感，奠定了新舊宿生之間的感情，幫助新生更容易融入舍堂生活，並且成為自信自豪的新一代 Caian，使蔡火長燃，延續蔡元培堂這個由歷代 Caian 共同創造永遠的傳奇。

終身學習 = 自我增值？

2010-08-19T22:51:00.001-07:00

退休前，大學圖書館長找我談如何向學生推廣「終身學習」。我說，終身學習是一種做人的態度，發自個人內心對事物的好奇和求知慾，應從小在家中和學校培養。在大學才推動不是不可以，但不是從大學生入手，反而是教授。

香港的教育制度太著重填鴨式的知識灌輸，背誦強記，功課和補充習作一大堆。上課學習毫無樂趣可言，皆因幼稚園生讀書是為了要入好的小學，小學生要入好的中學，中學生要考好會考和高考入好的大學；十多年來家長和學校喋喋不休的，就是要勤力用功，讀書衹有一個目標，就是要爭取考試成績優異，入到大學便是成功。雖然近年政府教育局提出愉快學習、終身學習等口號，又增設通識科提倡獨立思考，但背後仍然是考試分數主導决定一切。制度並不鼓勵學生運用思考去挑戰標準答案，或創立非主流的思想。學習既被圈死在框框內，試問學生又有何興趣去吸納新知？

對大學生來說，既然成功入到大學，十年寒窗目標已達，自然會放鬆一下，去享受較自由又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如果遇上「有料又識教」的教授，自然眼界大開，樂於學習。但如不幸遇到教授上課的模式跟中學一樣，祇是發放大堆資料、趕快教完 syllabus、下課即急急走人，師生互動交流欠奉，考試前又會有準確貼士，誰不「較脚走堂」？所以無論課程設計多好，教學若不得其法，不能啟發學生的興趣和求知慾，去作更深入的理解和探求，學生衹會馬虎了事。一旦養成了如此學習態度，畢業後又怎會自動去繼續學習？

其次，雖然本科三改四增強了通識和跨專業課程的比例，但有沒有教授去指導學生如何把各門課程整合融會貫通呢？這將會有助學生認識不同的知識範疇原來是可以互相關連的，因而增加了他們學習的興趣，激發他們去闖進新領域，追求更多新知識。

至於在職場上，大機構鼓勵終身學習，要求員工不斷工餘進修，美其名為「自我增值」，內裡恐怕又是一種方便管理層行事的手法，藉此把員工分門別類，以便控制他們升遷、減薪、裁員等事宜而已。終身學習不應被扭曲為一種增加資歷的手段，一個優秀的員工自會主動的學習，提升個人工作能力，與時並進；那些被動去進修的，卻不見得拿了文憑便會有實質效用吧。同時，我對大學使用「自我增值」一詞去要求員工進修頗為反感，因為它過份功利主義，把員工視為商品，貶低了人的尊嚴，有違大學的人文精神。

四十後尋智慧

2010-08-11T20:26:00.000-07:00

久違了，我的博士論文。最近我可天天把它帶在身旁，不是工作上的需要，而是一種與老朋友久別重逢後依依不捨的情懷。從大學網上圖書舘下載的電子版本，祇佔用了我 iPhone記憶體的7.8MB 吧了，卻代表著三年青春的投資。

中國人對學位、銜頭特別重視，普遍認為大學生就是讀書人，擁有高等學位如博士的人就是高級知識份子。當然，大學生和研究生都是從事讀書的人，不過人不讀書故然不能成為「讀書人」，讀書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讀書人」。

博士是大學頒授的最高級學位，除了神學、法律和醫學外，一般都稱為「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它起源自中古時期的歐洲，逐漸演變至十九世紀，方成為跟導師、做研究、寫論文的模式。Doctor of Philosophy 簡稱 PhD，出自拉丁文 philosophiae doctor，意思是 teacher in philosophy - 教授哲學的老師，而博士學位也成為在大學任職教研的基本學歷要求。至於中文翻譯的由來，博士一詞是指秦、漢以來專門精通某一門學問，或傳授經學的官，故在意義上也和 teacher in philosophy 頗為吻合。

博士生花幾年時間專門去鑽研一兩個課題，在這期間獲得的知識，深則有之，博則未必。因此博士多為專才，而「博」並非代表博學多才、通曉古今。囘想四十多年前我當研究生時的生涯，嚐遍酸甜苦辣，不眠不休，嘔心靂血方能完成論文；可惜當年的新知，恐怕早已過時，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那麽一個博士學位。除了是一張在大學任教的入場券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價值呢？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問题是你曾否入寶山卻空手而囘。讀研究院和本科一樣，叫你獲益最大的不是課程，是過程。讀同一個課程，過程是可以因人而異的。當年我參與的研究計劃持續了十多年，我和兩位同學是開荒時期招的第一批研究生，一切都是從零開始。我們的身份也是多元的，除了研究生和助教外，還是落手落脚的見習工程師，在老闆 (教授) 帶領下義務協助他的專業工程顧問工作。有時做的事情很瑣碎，心中不滿，口裏埋怨，還是努力一邊做、一邊觀察學習老闆如何運用知識、經驗、溝通技巧和利用人際關係，去處理和解决各樣複雜的難題。就這樣不知不覺中，養成了不怕起頭難的無畏精神，分析、策劃、按步就班推行計劃的能力，和不過份計較的工作態度。這些才是當了三年博士生獲得最有長遠價值的資產。

世界宇宙之大，令知識日新月異、學之不盡。一位博士的所謂原創知識，多數會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成為過時。Philosophy 的原意是 Love of wisdom，是對智慧的喜愛和追尋。智慧是道，知識是理，尋道比求理更為重要。拿了博士學位四十年，該是時候放下追求知識，去尋求智慧了。

四堂「只當百花齊放，豈可一桶糨糊」!

2010-08-01T12:09:00.000-07:00

近年廣州市政府大力推廣普通話，小學已全面禁用廣東話，課餘也不許講方言。上月更建議取消粵語廣播頻道，令市民極度反感，發起「撐粵語」行動。有群眾舉起「只當百花齊放，豈可一桶糨糊」口號牌，諷刺當局企圖剷除廣州話本土文化，想「一統江湖」。

在非民主社會，統治者為了方便統治或其他原因而要剷除或減低本土文化的影響力，本不足為奇。幾十年前 George Orwell 寫的「1984」早有預言，極權政府都喜歡頒發一連串不准這樣不准那樣的禁令，嚴厲控制人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目的衹有一個，就是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在此情况下，人民淪為機器，祇懂聽命於權勢，失去了獨立思想、創意和個性，變成沒有生命力的行屍走肉。

可悲的是，在今天尚為自由民主社會的香港，類似的事情竟然可以在號稱以學生為本的大學出現！管理學生事務者為了方便其管治，竟不惜實施全不適用於大學生的「家長式」管理，頒佈諸多不准這樣那樣的禁令，甚至企圖剷除或減低帶有個別學生群體特色文化 (例如舍堂文化) 的影響力，去製造一個自欺欺人的假象：「看，我們的管理和全人教育多有成效，學生們都規行距步，生活作息時間健康，不愛競爭，崇尚和諧....」或謂這些禁令都是學生「自發」、或經過協商同意才訂立的，但管治者掌控着學生活動資源的分配，學生惟有敢怒而不敢言的聽命就範。但需知當今一個先進社會需要大學培養的並非唯唯諾諾、欠缺個性和創意的庸才，而是有獨立批判思考能力、相信 "Conformity is not always the best" 、充滿自信、不畏艱辛、勇於突破創新、追求卓越的青年人。

大學若要培育後者，必要有崇尚學術的校風，自由開放的校園，讓師生在學術與言論都是亳無拘朿和窒礙的環境裏，海闊天空的談論，精益求精的探討和鑽研。正如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說，大學的靈魂乃是追求卓越。事無大小，從註册迎新的非學術性例行活動，到世界各地知名學者雲集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都應盡展所能去辦，務求達至最佳成績，而非採用人有我不能無，但求馬虎交差了事的敷衍態度。若謂宿位供不應求不愁沒人住，便認定一切宣傳活動均屬多餘，那是經商的方法，不是辦學的態度，因為跟本不明白此事可帶來的教育意義，和增強學生對大學歸屬感的良機。

世界一流大學都以擁有多元文化自豪，並以自由開放、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來吸納各地精英學生入讀。試想，中學畢業生都憧憬著進入一個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可以在裏面結識熱誠主動的學長；又有誰會喜歡一個遍設框框的冷漠學習環境？大學既是賢才滙集之地，就衹當擁有「百花齊放」的萬千氣派，豈可成為「一桶糨糊」的混賬小家！

向 Cai Hall 的橙衣戰士致敬

2010-07-31T11:49:00.000-07:00

一年一度的 Reg Day 又來了，我雖然身不在港，也知道你們勞累不堪。從週前開始籌備，到今天的聲嘶力竭，相信你們都覺得辛苦仍是值得的，因為從各種酸甜苦辣當中，你們承傳了 Cai Hall 精神，讓我們珍惜的舍堂文化薪火相傳。

聽說今年仍一如既往，宣傳活動都被限制在地面劃綫的範圍以內。不過我深信士氣高昂、創意無限的你們，一定能夠在保持與友堂良好關係的情况下，運用你們的智慧去突破那反智的束縛，去完成「蔡鳴」的歷史任務。

多年來 Reg Day 我們「橙衣戰士」的艱辛奮鬥使 Cai Hall 發出光輝，讓我想起 Beyond 的名曲「光輝歲月」。我稍微改動了歌詞，作為向你們致敬的一份心意：

鐘聲響起歸家的訊號
在他生命裡　彷彿帶點唏噓
橙色 Hall Tee 給他的意義
是一生奉獻　橙色鬥爭中

＊蔡 Hall 的擁有不會失去
疲倦的雙眼帶著期望＊

＃今天只有疲勞的軀殼
迎接光輝歲月　風雨中抱緊自由
Cai Hall 經過幾許的掙扎
自信可改變未來　問誰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 Hall 色的界限
願這土地裡　不分你我高低
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
是因它沒有　分開每種色彩

REPEAT＊＃＃＃

敬祝蔡元培堂團結過人，邁向卓越，四堂真正同心和諧，共闖高峯！

做舍監要學甚麽？

2010-07-28T07:38:00.000-07:00

現今的民主社會，普遍讓大學生自治。即在上世紀民國初年，蔡元培在學生自治會演說時，也提到學校應守的規則其實很簡單，不過是生活、學業、品行等方面。學生既是成人，本無須他人代庖，但校方總有人不放心，必要用人替之管理，由是大學便產生了治者(如舍堂組、舍監)與被治者的階級。既有這種分別，兩方便含有對立的意思。如果管治者的知識才能較差，執行規則時寬嚴失衡，就容易引發學生惡感。積怨既久，校園裡鬧風潮，起因往往都是很少的事情。所以蔡先生認為，讓學生成立自治會，便可以把這種階級分別去掉。這是至今仍抱殘守闕、不願學生獨立自主、繼續實施「家長式」管治者應引以為鑑的。

但現代大學雖讓學生自治，學生宿舍還是有「舍監」的設立。那麽，他們的工作是什麽呢？

英國教資會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於1957年發表的《大學生宿舍報告》Niblett Report on Halls of Residence，對舍監的工作提出了下面的看法：

「舍監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因此，他需要兼有多種優秀的品質，其中最重要的是彈性。他既是一個對學術生涯有認識的學者，但更重要的是思想開放而不僅是博學多聞，又是一個對學生充滿同情心的輔導員、一個能幹的行政人員、一個熱情的主人、和一個樂於助人的長者。他是宿舍的總指揮，但他不應獨裁，而是以理服人，容許學生全權管理他們的事務，並以成人的態度對待他們，使他們更趨成熟。他的輔導工作應該先知先覺，防範未然，以免問題惡化，並在需要時給予適當的援手。他要技巧地幫助缺乏禮貌和社交常識的學生。維持安靜的學習環境、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興趣及推動各種課餘活動，都是舍監的職責。他應該經常款客，不但在家裡款待學生，也邀請客人到宿舍用膳。舍監有責任在宿舍裏營造濃厚的學習風氣。他本身既然是一位學術工作者，這任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過以身作則的方式達成的。他的職責也包括向學生介紹校內的活動和發展，以及和他們分享個人的興趣，使他們能善用大學的設備和享受它那多姿多采的生活。」

(以上節錄馮以浤著《舍監工作的一些體驗》)

用較現代的說法總括上文：舍監要做一個「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做「僕人領袖」必需具備：聆聽、同理心、治療、洞察、說服、概念表達、先見、管家、委身幫助人成長、和建立社群等十種素質，這些素質讓「僕人領袖」憑「權威」而不是「權力」去領導社群。

做舍監，先要學做「僕人領袖」。然後他要以身作則，領導學生學習謙卑做僕人，方可他日作領袖。

領袖不是天生的

2010-07-26T22:04:00.000-07:00

道路艱巨，有因。無悔抉擇，有理。

道路艱巨，無可諱言是因為我的理念和想法，跟學生事務處和三個友堂不盡相同。縱觀世界一流大學，都重視培育學生的領袖才能。領袖本身必需自主獨立，故在校園內要容讓學生獨立自主，藉此環境孕育領袖。在天然資源缺乏的香港，大學尤其有責任為社會各界培育領袖人才，去配合社會整體發展的需要。例如有記者問港大校長徐立之，港大靠什麽躋身世界一流，他就說過：

「我們教的是怎樣去做人，怎樣去應對社會，怎樣去學習。鼓勵他們多研究多討論，教他們終身學習的方法。。。。公司聘人都希望能幹、有主見，港大就常常鼓勵學生自主獨立。所以，自立自主是大部分同學的信念。我們的學生活動都是他們自己組織的，我們不去管，需要校方幫忙可以，但我們不會干预學生的想法。」

事實上大部份的領袖並非天生，亦不一定是學業成績優異者，而是經過訓練的成果。Warren Bennis 指出："The most dangerous leadership myth is that leaders are born - that there is a genetic factor to leadership. This myth asserts that people simply either have certain charismatic qualities or not. That's nonsense; in fact, the opposite is true. Leaders are made rather than born. "

近百年前蔡元培已經倡議大學生自治，以便於畢業後幫助促進提起國民自治的精神，領導社會進步 (詳見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師範學生自治會演說辭)。大學應提供一個自由獨立的環境，讓學生學習、犯錯、再從錯誤中學習。要讓他們自己搞活動，不可太多的干預 (這也符合我奉行的「無為而治」)。叫學生得益的是他們參與策劃活動的過程，而不是活動辦得風光體面。我堂舉辦了三次「蔡元培節」大型活動，成績斐然，但我相信令「蔡人」最懷念、自豪和津津樂道的，並不是演出時人家的擊節讚賞，而是彼此在籌備過程中的排難解紛、甘苦與共。搞完這些活動，同學們的自信心、眼光、堅忍能力等都有了明顯的進步，這些都是作領袖的要素。

我深信我走的路綫，乃是其他大學採用多年、行之有效的。因此，即使看法分歧引至道路艱辛，我亦無悔這抉擇。

作領袖的抉擇

2010-07-22T08:47:00.000-07:00

入行四十年，見證了高等教育許多變化；增加了教研資源，但也衍生了其他問題。最明顯的，是自從近年「教育」被標籤為產業，成為可輸出的商品，大學便日趨商業化。學生開始產生「我是消費者」的心態，行政部門則被校方及學生視為純粹提供服務的單位，而非作為學術部門和老師的夥伴，去協助提供整全的全人教育 (可參巧 Harry R. Lewis 著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管治方面亦引入企業模式，作為行政或學術部門主管的，經常要為每位員工寫 Job Description，做 Performance Appraisal，按着人事部的嚴格要求規定，填寫一大堆文件表格，忙個不亦樂乎，做 paperwork 多過辦教育。你按時交貨就是 good manager，否則等候捱批為管理不善。至於部門有無發揮應有的功能，是否配合大學整體的發展，則大可在部門年報 Office/Departmental Annual Report 裡面放些統計數字，吹噓一番交差，一般沒有人跟你深究。

教育是「樹人」的事業，是社會的長綫投資，成果亦不一定能夠量化，所以不應硬套現代大企業的管理手段。教育既是以人為本，無論學術或行政部門，揀選主管就應要求具備領袖才能 leadership 為主，管理技巧 management skill 為次。按本子循規蹈距辦事的衹是好經理 Good Manager，唯有具前瞻眼光的領袖 Leader，方能作出突破，領導前進。

受任舍監之初，有一份頗為詳盡的 Job Description，列出舍監的一般職責範圍，不外監管宿生、執行紀律、協助推行活動及全人教育等。其中稍具特色的乃是幫助宿生建立舍堂文化，但並無說明何謂舍堂文化。我當時(天真)的假設是，既然校方希望四堂有各自的獨特文化，按一般大學慣例，舍監是舍堂的最高負責人，應可有較大的空間去領導宿生朝這方向走。可是上任不久，即發覺實際上存着很多制肘。

首先是舍堂管理架構複雜，分工混亂和問責不明確。除了一大班舍監、駐舍主任和駐舍學長以外，還有一個舍堂組，由一位舍堂經理帶着一群職員貫穿了四堂的所謂行政管理。學生事務長的解釋是舍監都是兼職的，平日工作忙碌，故特意設立舍堂經理來幫助處理行政工作。但最令我震驚的是宿生犯規，初期的紀律小組竟然由舍堂經理主持，兩位舍監好像在旁陪審。難道舍監的真正角色祇是挂名領導，實際是經理副手？舍監既然有責任幫助建立舍堂文化，推動舍堂教育，便不能被規範於 administrative red tape 以內，而要從宿生的需要入手，在不違反「學生為本」的原則下，隨機靈活調整，領導宿生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舍堂文化。

誠如領袖學大師 (Leadership guru) Warren G. Bennis 說，"Good managers do things right, good leaders do the right thing"。我選擇了後者，即使後來証實這條道路是艱巨的，也無悔此抉擇。

當「港孩」上大學

2010-07-01T00:01:00.000-07:00

這不是搞笑標題，是大學需要面對的冷酷現實。

據報：「港孩」生於九十年代中後期，父母百般寵愛，只着重子女讀書成績，令他們缺乏自理能力，甚至患上「王子、公主病」。大學收生以考試成績為主，許多「港孩」成績不差，按年齡計算，他們很快便會在大學校園裏出現。

早在十年前，當新一代的中學畢業生帶着筆記本電腦上大學時，"When the i-generation goes to college" 便成了普世高教界的熱門話題。為了配合學生和時代的需要，許多大學都非常重視管治架構、資訊系統和教學法的更新。現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代「港孩」殺到，那些衹會空喊「創新」口號、但管治方法、思維與內涵仍是抱殘守缺的大學，有禍了。

誠如【港孩】一書封面所言，他們是父母、教師的噩夢。但歸根究底，噩夢的由來乃是家長本身的教導無方。香港的家長太注重孩子的學業而忽視了他們的全人成長。為了讓子女溫書，毋須他們做日常的自理工作；事無大小，都為子女安排妥貼，不予他們做任何思考和抉擇的機會；處世對人則各走極端，容讓他們面對一般人時頤指氣使，面對「權勢」時便唯唯諾諾、噤若寒蟬。

真不敢想像這些「超齡嬰孩」上大學和入宿時會怎樣。先不說他們能否適應大學所強調的批判思考和自學精神，單就舍堂生活而言，他們的極度自我和不懂負責任的態度，將會引起甚麽問題和衡突？也許你說我過慮了，他們不都是一起從中學走過來的嗎？自有他們平安相處之道吧。但如此一來，大學教育的價值在那裏呢？

有幼兒及基礎教育學者建議家長及學校可於日常生活做起，鼓勵子女學習自立。我認為大學的舍堂教育更不能忽略這個基本，雖然對培育「港孩」來說，這是遲到好過冇到的措施。

浸大學生宿舍成立多年，但基本上仍是同一個管理班子。撇開我個人的主觀意見和大學的宣傳，單就大部份宿生的回饋而言，宿舍的管理方式八年來是原地踏步，採用同一套由舍堂組與舍監多作「積極」干預、少讓同學自立成長的管治模式，並非與時並進。面對即將來臨的新挑戰，請問一句： "Are you ready?"

這篇網誌發表於浸大新校長上任的一天。寄望陳新滋校長會崇尚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容納退休同工按多年觀察與經驗作出對大學的善意批評，領導大學走上正常發展之路。

構建和諧舍堂

2010-04-30T11:56:00.000-07:00

最新調查研究發現民意首次確認香港不是一個和諧社會，更估計有大約153萬人贊成採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構建和諧社會」原是正確的施政方針，抗爭不斷的出現且逾趨激烈，顯示社會深層次矛盾正在惡化。政府施政失敗，不去檢討原因，對症下藥，反而借助不公平的建制去抹黑和打壓反對的聲音，祇會令人歎息我們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文明正在倒退。但事情總有光明的一面，就是愈來愈多市民不甘再被奴化，站出來表示不滿。

浸大學生宿位不多，祇有四個舍堂，要構建和諧舍堂原非難事。但短短數年，產生的問題與爭拗特別多，起因都是不公平、甚至不公義導致。六年的舍監經驗告訴我，每次當蔡元培堂宿生運用獨立思考，提出與校方、宿舍管理層、或其他舍堂不同觀點和意見的時候，就會被狠批為攪事，激進，甚至是搞「舍堂文化覇權」！

有一位蔡元培堂宿生在 Facebook 留言：「I love + 欣賞 Cai Hall,,,becoz the 不平則鳴神；we are 蔡鳴，其中一個意義就係要為宿生發聲，貫徹不平則鳴精神；我上Cai Hall 莊，都係因為 Cai Hall 係 BU 內最敢言的一群....我地要繼續貫徹 Cai Hall 敢言精神，不要被河蟹文化影響﹑拒絕被河蟹文化侵蝕!」

我肯定許多「Cai 人」對這話產生共鳴。為甚麽蔡元培堂會凡事不平則鳴，成為校內敢言的一群？何謂「四堂和諧」？這口號和舍堂教育有何關連？

讓我引用最近《時代論壇》的社評：「和諧，並非萬籟無聲，或是只得一個單音，而是不同聲音激盪對流，共鳴與張力交替互換，最終大家仍得聞對方在同一個生命舞台之上」。參加過四部混聲合唱團的人都知道，男、女聲四部的樂譜是不同的。但雖然四部發出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聲音卻激盪對流，共鳴與張力交替互換，便能產生美妙和諧的音樂。原因在那裏？因為四聲部的成員都是站在同一個舞台之上，演繹著同一個樂章。

因此，「四堂和諧」不是追求衹得一把聲音，那叫「單音」，並沒有「和諧」與「不和諧」的分別；衹有「大聲的」壓倒和淹蓋了「細聲的」的分別。以三揪一，以眾凌寡，卻美其名為「小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精神」，那才是徹頭徹尾的「覇權主義」！

馬丁路德．金牧師說得好：「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不是爭議的消失，而是公義的彰顯」。真正的「四堂和諧」，並非沒有反對的聲音，而是宿舍營造了一個愛思考又敢言的學術自由環境，使學生能享有言論自由，當有分岐時會互相尊重，和平地討論或協商，大家求同存異，為著同一個目標，就是「讓舍堂生活成為我在大學校園裡面一段美好、溫韾、成長、學習生活的回憶」，去衷誠合作，友愛互助。

如果管理層衹懂得在宿舍內禁制和打壓異見，唯我獨尊，要求學生凡事順從，聽命於校方的話，那不叫「四堂和諧」-- 那叫做「四堂河蟹」！

誠信之道

2010-04-28T02:31:00.000-07:00

古今中外，都以誠信為美德。中國人所講的誠信是一種「身份」倫理，要求臣民對君主忠誠、子女對父母順從、妻子對丈夫忠貞、是一種建立在身份有高低尊卑之分、而非彼此平等的基礎之上。大學生厭惡「家長式」管治，就是因為校方管理層的態度總是我尊你卑，權在我手，我說了算數，即使出爾反爾，你也要順從。

回頭續說C同學的故事。儘管有人施壓，批評我對三位同學的處分太輕，我堅持我的判决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不會隨便更改。我說你要加重刑罰，大可使用你的權力，委任另外一個紀律小組 (disciplinary Panel) 去重審，提出法理証據指出我的不是。結果他沒有再「開庭」覆核，但表示關於C同學「上莊」的上訴，我一個人以舍監身份的支持是並不足夠的，必須同時有更多教授、同學支持，他才可以考慮準許C同學上莊担任宿生會主席。

為此我在舍堂內召開了會議，出席的數十人包括駐舍主任、駐舍學長、宿生會幹事(現莊)、候任幹事和宿生。首先我闡述了事情的始末、宿生應吸納的教訓、我和三位同學會面的經過、他們的悔改承諾、C同學的上莊心願和學生事務處提出的條件等。然後我請求出席者投票表示他們是否支持C同學上莊，以便我回覆。結果，除了兩票以外，全部都表示支持，於是我把這情况轉達了學生事務處。

幾天之後我獲悉，雖然不少教授和同學都寫了信或簽名支持，上訴還是被一個專案小組否决了。我並不知道開會的詳情，衹聞說小組認為「案情嚴重」，故不允許C同學上莊，以儆效尤。C同學告訴我，他失望之餘，還感覺被長輩耍弄而傷心。如果早己决定不許他上莊，為何仍虛言衹要有人寫信支持他便有機會呢？我祇能安慰和勉勵他選擇在其他方面服務舍堂。

最令我驚訝的，是幾個月後竟然有校方高層質問我，為何要開會「煽動」蔡元培堂宿生去支持「嚴重違規」的C同學？我說那可不是我的主意，是另外有人要求C同學提交教授和同學的支持信，我才這麽做去徵集宿生的意見的。

我的感受，是整個事件被政治化了。處理的方法並非以學生為本，因而錯失了一個良好的教育機會，能讓C同學感受到被關愛與寬恕，從跌倒中站起來。更可惜的，是令他覺得管理高層處事缺乏誠信，徹底破壞了推行舍堂教育所必需的師生互相尊重。這裡講的誠信，乃是一種建立在彼此平等、守信、守約基礎上的「契約」倫理，是當代世界上一流大學所奉行的原則。

《論語》說：『民無信不立』。以誠信之道管治，是維持現代社會發展秩序、構建真正和諧社會的必需條件。

愛與律法的兼顧

2010-04-16T01:39:00.000-07:00

我給予三位同學的處分，是按一般(1)在宿舍內違規喝酒、再加上(2)晚上逾時留在其他宿生房間的案例來衡量的，但有人批評說是太輕了，要加重刑罰。

我不同意加重刑罰。理由很簡單，三位同學都是成年人，如果這事件不是在學生宿舍裏面發生的話，校方根本不能對他們作出任何紀律處分。我認為女同學的不幸離世並非他們三位的責任，是意外；正如四人相約外出時遇到交通意外令到一人喪生，能夠說其他三人要負責嗎？在連女同學的家人都沒有埋怨任何人的情况下，校方有甚麽理據把帳算到三位同學頭上呢？難道要他們一生都背負着這罪咎感嗎？這樣對他們公平嗎？再者，我已經幫助他們反省檢討，知道他們自責、後悔和決心改過了，又建議他們接受心理輔導去療傷，應罰的也已經罰了，可說一切應做的都做了，為何還要再加重刑罰？

後來我知道有人仍是不滿，在背後不斷指責我「縱容溺愛」和「不依法(舍堂規則)」辦事。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平衡地兼顧「愛」和「法」呢？既然高層常說浸大是有基督教傳統和教育理念的學府，就讓我們看看聖經《約翰福音》第八章的記載吧：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麽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他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問題很狡滑。如果耶穌說你們用石頭打死他吧，罪名就是沒有「愛」心，但若耶穌說放他走吧，罪名就會變成不依從律「法」辦事。請看耶穌用甚麽原則和方法去解決這難題：

(1)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耶穌教導我們用「自以為義」的態度去指責別人是要不得的。在定別人罪之前，應該先用「同理心」去體恤對方，省察自己亦是會犯罪的人，免得我們衹看見別人的問題卻忽視了自己的軟弱。

(2)    「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我也不按你的罪執行律法所規定的刑罰了。請注意，這並非等於說「你無罪」，因為耶穌吩咐她「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就是表明她之前是犯了罪的。

(3) 我相信耶穌是因著「愛」所有在場的人，所以引導他們去反省自己也是有罪的，並不比那婦人優勝。祂的教導成功了，因為他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

(4)     耶穌也同樣「愛」那犯了罪的婦人。律法是一把尺，目的是叫人知道甚麼是罪。刑罰帶有「積極」目的，是使人悔改。我相信婦人經歷了這次死裏逃生，必定會痛改前非。可見耶穌給她一個重生的機會、吩咐她去改過，同樣能達到「定她的罪」、給她刑罰的目的。

但願我們在執行紀律時能兼顧「愛」和「法」，以給予學生機會知錯能改為本，而不是用嚴刑峻法來炫耀我們的道德比人高、又比人聖潔。

「同理心」比「舍堂規則」更有效

2010-04-14T09:01:00.000-07:00

前天「明報」副刊登了一篇文章《學識同理心》，談及父母教子之道。甚麽是「同理心」呢？「同理心」就是我們常說的「將心比己」，從別人的位置與角度去看事情，和理解別人的內心感受與想法。在教育的過程中加添一點「同理心」，會比光用「規則」來管教有效。該文引用了一個真實的例子：

『小男孩在商場裡亂跑而不慎跌倒，他的爸媽對他說：「抵死啦，已叫你不要亂跑。你是男孩子，不要流眼淚。」結果男孩反而哭得更大聲。...那男孩聽到這番說話會怎樣想呢？他會覺得他跌倒已經很痛，卻不受爸媽重視。因為我們習慣用規則來管教小朋友，當小朋友做錯事，爸媽會很理性地責駡，忽略了孩子的情緒，也間接教孩子逃避觸及自己的情緒。......爸媽的責罵並非不正確，因為爸媽不是要認同孩子的錯誤行為，但要知道「同理心」是感性的，不是用理性來建立。如果爸媽先處理跌倒後感到痛楚的小朋友情緒，待他情緒平復後才作理性的管教，效果會很不同。』

如果你以為上述事例祇會發生在沒有多少親子經驗的年青父母身上，對不起，你錯了。

2007 年十二月，我往加國渡聖誕節假期。甫下機便接到電話，說宿舍出了大事：有一位女同學在宿舍飲酒後昏迷，送院不治，她和跟她一起喝酒的三位男生，都是蔡元培堂的宿生。由於事件見了報，校方大為緊張，馬上成立了專案小組去處理。跟着我天天收到宿舍管理層的善後工作進度報告，及要求我以舍監身份嚴懲涉案的三位男生的電郵。兩週後我回港，帶着哀痛送別了英年早逝的女同學，然後開始處理三位男生的問題。

開紀律小組聆訊之前，我在辦公室接見了他們，三人都是落寞哀傷。這不難理解，年青人第一次面對好友死亡永別，何况事情更和自己扯上關係，無奈恨錯難返。我先安慰他們，說既然我們最不想見到的情况都發生了，就借此機會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過失吧。接著我心平氣和、但神情肅穆的和他們交談了兩個多小時，發覺跟本無需和他們重申甚麽舍堂規則、講甚麽不應醉酒、酒能亂性等大道理，作為成年人，他們不是不明白這些道理的。事已至此，我認為細心去聆聽他們的自責、難過的感受、和懇切的認錯，然後加以安慰、寬恕、勉勵他們立志改過，肯定會比大力責備他們更具意義，更能幫助他們療傷。須知這無人能預料的悲劇對他們三人心靈做成的創傷，也是極為深刻的。

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三人中C同學的表態。他乃是我堂宿生會的候任主席，事情發生在他的房間，為了避免睹物思人引起傷感，原本他想要求換房的，但經母親勸喻後，他打消了念頭，決定「我在那裏跌倒，就在那裏站起來！」不單如此，他還希望可以繼續上莊，以服務舍堂來補償他的過失，並藉此表示知錯與「重新做人」的决心。我說我欣賞和理解他的心願，不過決定權不在我手，因為按學生事務處的規定，受過紀律處分的同學是不準上莊的，但我會盡力替他求情。

數天後我正式召開紀律小組聆訊，按違規在宿舍內喝酒的過犯，給予三人適當的處分，並且根據我對三人真誠悔改的接納，表示支持C同學對上莊的求情。

可惜事情並沒有成為「帶着人道的審判」而劃上句號，反而引發了另一場針對蔡元培堂的爭論，揭開了三個月後舍堂大風波的序幕..........

宿生會的角色和獨立地位

2010-04-13T06:50:00.000-07:00

浸大四個舍堂中，蔡元培堂於2002年底率先成立了宿生會。成立過程也有一些爭議，因為按學生事務處舍堂組的想法，每層樓除了設立一位駐舍學長外，還要有一兩位樓層代表，就由這些樓層代表組成「宿生會」好了，功能是簡單不過的搞搞 Hall 內活動。首先，我認為這是一個名稱上的謬誤，它其實應該叫「幹事會」，因為顧名思義，「宿生會」乃是舍堂全體宿生的自治組織，而非祇是幾位搞活動的負責人。按一般慣例，學生組織的幹事會是由一班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內閣」，不是一班來自不同小群體(樓層)的代表。分別是：前者是擁有共同理念的一支「莊」，後者則是烏合之眾，成員的理念不一定相同。結果，蔡元培堂第一屆宿生會(的幹事會)選擇了前者的模式，乃是一支正常地經過全體宿生投票選出來的一支「莊」，在就職禮時表明了他們的理念是為宿生爭取應有的權益。

就在這個時候，宿舍安裝了入閘機，引起了一些宿生的不滿。也許是蔡元培先生精神的感染吧，我堂宿生會一貫是崇尚思想自由獨立，不平則鳴的，於是他們舉辦了入閘機諮詢大會。事後，我收到內務副主席給我的電郵說：

「友 hall 的駐舍執行主任似乎不太認同我們的做法，並對一些我們所做的事 (如舉行入閘機諮詢大會) 帶些微言。他認為我們應該等同一些學會，主要職責為舉辦活動予宿生而已。本人對此深感憤怒，一直以來，本人以為宿生會的角色應該是以為宿生爭取應有權益為己任。而本人亦相信至少我們蔡元培堂宿生會的莊員會有這樣的理念。........本人覺得其實宿生與舍堂組的關係跟學生與大學等同，那宿生會的功能與學生會的功能亦當然看齊。但我想知道，學校最初有否想過設立宿生會呢？我們組莊時才發覺問題多多，.......。最大的問題是學校竟然不當我們是一個學會，不能享有一個學會所得的福利。林博士，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我們宿生會的角色和地位是什麽？.....」

當時我回答，我個人非常認同他對宿生會角色和地位的看法。要推行舍堂教育，就要讓學生組成獨立的宿生會，容許他們學習怎樣去自治和爭取權益。

七年過去了，宿生會至今還是不能享有應得的合法地位，好讓他們能正常地獨立運作，透過學生自治和服務，去達成舍堂教育其中一些重要的目標。究竟原因在那裏？我想當年入閘機事件帶來了啓示：學生事務處舍堂組似乎跟本不願意看見宿生會享有獨立自主的地位，和可以爭取宿生應有的權益。宿生會搞搞活動可以，但為了容易管治，財政大權還得由舍堂組操控。

但願事實會證明我這些猜想是錯的，各舍堂宿生會均能早日註冊獨立。

紀律與教育

2010-04-12T07:07:00.000-07:00

大學舍監的職銜一般稱做 "Warden"。但「監獄長」也叫 Warden, 所以浸大改用 Resident Master。這是很好的提醒，舍監是「駐舍老師」，老師的主要職責是教育學生，也要執行紀律。在宿舍執行紀律是要懲罰犯了舍堂規則的學生，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達成教育學生的果效。

雖然我在蔡元培堂實行「無為而治」，宿舍乃是讓學生群體生活與學習的地方，維持紀律是必須的。因此，我對同學們強調，「宿生行為守則」Residents' Code 和「舍堂規則」Hall Rules 都是一定要遵守的。舍堂規則和法律一樣，不合理或不合時宜的規條，可依法按程序修訂或删除，但無論怎樣，任何時刻人人都應該遵守已立之法。一方面大學生應享有行動和選擇的自由；另一方面則要學會為自己的行為和抉擇負責。違規者必須面對紀律處分，這是公民和道德教育不能或缺的部份。

有一次四位蔡元培堂宿生被指違反堂規在房內「打麻將」。在他們極力否認、證據又不是十分充份下，我說：「我的理性邏輯告訴我不能盡信你們的解釋，但我又沒有其他的事實證據。這樣吧，給你們二十四小時去回憶一下，看看你們今天是否忘記了甚麽還沒有告訴我的。」第二天，我收到其中一位同學的信：

『對不起，我很內疚自己竟然在你面前對你說謊。....昨晚，你望着我，我覺得自己好愚蠢，很想對你說出一切，因為我不想呃一個咁鍚我，對我咁好，就像是我親人一樣的你。....我真的想再次對你說對不起，因為我令你失望了，我見到你真的很不高興，我真的想一五一十對你說出，我好後悔昨晚無咁做。整件事上，我是最不值得原諒，我身為XX，知法犯法，我愧對一個咁鍚我的舍監。雖然我不知道懲罰的方法，但我自己已作出了懲罰。....很希望我仍然和你有良好的關係，我只渴求這樣。...希望我也算是知錯能改。....』

結果，其他三位也認錯了，四人一同接受了應得的懲罰。

我用這個方法成功地處理了幾個較為棘手的違規個案，每次同學們都是眼泛淚光的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我自問不是「包青天」，也不是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我祇知道年青時我也可能會犯同樣的過錯，我也理解同學們面對紀律小組時的感受與想法，不過我仍相信大學生是有良知的，給他們一點尊重、一些信任、一個機會，是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教育果效的。

宿生的私隱和尊嚴

2010-04-11T08:41:00.000-07:00

九十年代末期，浸大籌建可容一千六百多名學生的宿舍。從管理和教育的角度來看，千六宿生最少應分成四個舍堂。因地盤面積不大，建四座大樓是不化算的。設計圖則改動了幾次，最後落實了採用地下和一樓相連共用的南、北兩座大樓方案。每座各有大堂一個，供宿生和訪客出入。

為了保障宿生的人身和財物安全，保安工作和設施是必須的。由於宿生人數眾多，每天有數千人次出入，安裝憑智能咭出入的閘機是方便、合宜的辦法。不料這事情卻引起了宿生和管理層之間的第一次爭拗。可能是當時我們管理宿舍的經驗較淺吧，事前沒有好好諮詢宿生們的意見，忽略了他們對此突如其來措施的感受，也低估了他們對沒有足夠諮詢的不滿。結果經過一輪諮詢大會討論和解釋後，同學們都接納了入閘機的安排。

但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裝了入閘機後不久，便發現此保安系統存在不少漏洞。補救方法是加裝電腦去記錄宿生每次使用閘機進出的時間，以備有需要時可供查閱。不過，在我看來，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一個宿生既然享有行動的自由，那麽他/她的行踪便是個人私隱，故此進出宿舍的時間屬於個人私隱資料。我曾提醒宿舍裏面的同事，處理和使用此等含個人私隱資料的記錄時應特別小心，以免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可是不久我就發覺我和部份同事在這觀點上存著很大的分岐。有一位蔡元培堂宿生涉嫌使用他的學生証協助別人「屈蛇」一晚，要面對紀律小組。起初他還辯說，但在我們翻查入閘記錄後，承認了那天下午把「人蛇」帶入宿舍後，任其留宿至翌日下午才離開。事情本應在此告一段落，但紀律小組的另一位舍監還鍥而不捨地查看入閘記錄，追問同學為何零晨又離開宿舍，不到半小時後回來。同學回答說他去了九龍城購物，又再被質疑無可能廿多分鐘內是足夠時間來回宿舍與九龍城的。同學有點光火了，說我年青步快，怎麽不可能，難道我半夜出去購物是犯了宿舍規則嗎？那位舍監竟然說：因為你剛才曾經企圖隱瞞過錯，所以我懷疑你、要追查你有無其他犯規！

我覺得那位舍監的邏輯混淆、思維不清、不尊重人、態度惡劣，是明顯的濫用個人資料和企圖侵犯同學的私隱。宿舍管理人員用類似的無聊、不合理、缺乏尊重的問題去質疑和「審問」宿生的個案，我親身見証了不少，無謂在此一一描述。管理層給我的另一個震驚，是有人居然提議，當衹有兩個異性學生在宿舍房間時，不得把門完全關上，目的是防止他們「過份親熱」。幸而這建議沒有通過，不然，鬧出來的笑話可大了。

我在浸大宿舍六年來得到的印象，就是宿生和管理層之間的矛盾和爭拗，往往起源於管理層欠缺常識，又不把大學生當是成年人般看待，不給予他們應得的尊重，甚至有時漠視他們的私隱和尊嚴。不信任大學生，處處要管，又管得不合理，這是那門子的「全人教育」？

當年今日

2010-04-09T17:20:00.000-07:00

暮春三月在香港，是杜鵑花開時節。有港大學生叫杜鵑花做「騰雞花」，因為衹要看見紅的白的杜鵑花在陸佑堂附近的山坡盛放，就知道「期考近了，你們都要鋤書」。回想我在港大讀書最後那年，面臨畢業試，整個四月份都是朝九晚十在圖書館的一片寧靜裏渡過的。

四十多年後的2008，是我担任蔡元培堂舍監的最後一年。面臨退休，卻沒想到整個四月份天天都是在舍堂風波的一片吵鬧聲中渡過的。

浸大舍堂成立了不過幾年，卻經歷了幾次大風波，均牽涉到學生和管理層之間的嚴重爭拗。從早年的設立入閘機、更換舍堂位置、新生註冊日限制舍堂宣傳活動、到上述2008年因建議收緊宿生互相探訪時間而引起的爭論，都暴露了舍堂管理層缺乏教育理念和常識，且漠視學生權益和訴求等種種問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每次事件過後他們肯自我反省和尋求改善的話，就不會導至去年四月份學生終於要在校門紮營抗議。這個由「二人房改成三人房」事件引發的示威，其後演變成為『目的是要爭取浸大學生的權益，包括爭取學生組織自主、學生活動自由及要求漠視學生意見的學生輔導長下台』的「浸會大學生校園民主運動」。相信許多人看見【我愛浸大！但不愛浸大高層！】的橫幅、和有五百多位浸大同學表態對校政不滿、並且加入了在 Facebook 的同名組群的時候，都會搖頭嘆息。當然，其中必定有保守的建制派人士，一如既往咬定這又是激進、思想不成熟的學生受人唆擺攪事，而不屑做任何反思去尋找到底為甚麽學生會對校政如此反感。

今天，我卸任舍監已經差不多兩年了，正在享受半退休的悠閑。但我和蔡元培堂仍是「血脈相連」，跟舊生會和宿生會的舊莊、現莊都保持聯系，也經常出席他們舉辦的活動，真是「一日Cai人，一世Cai人」。現在把舊事重提，並非要揭往昔的瘡疤傷痕，而是出自愛護宿生的心，寄望浸大宿舍管理層諸公能温故知新，面對現實，正視問題之所在，不要再口是心非，背棄承諾，秋後算帳，傷害持異見的無辜學生。

在以下的討論，我將會嘗試剖析管理層和宿生間的矛盾，以及為何宿生會至今還是不能享有應得的合法地位，好讓他們能正常獨立運作，透過學生自治和服務去達成舍堂教育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為持平起見，我將較少重複當年提出過的個人觀點，較多引述同學們當時透過公開信件、網誌和電郵去表達他們的看法和感受。祈望有關人士能夠用理智和良心去仔細閱讀，別在白白糟塌了舍堂教育的機會之餘，仍誇言已取得了全人教育的成果。

假的真不了

2010-03-28T21:05:00.000-07:00

新世紀的短短十年，資訊科技的發達衝激着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把許多人的舊世界反轉了，非變通不可。資訊的廣泛流通雖然帶來生活上的方便和舒適，但同時又引發了很多始料不及的問題。資訊過多往往會把事情弄得樸朔迷離，真假難辨。數字鴻溝 (digital divide) 的日趨深化，令弱勢社群和貧窮國家更難翻身。在富裕和能享用資訊科技的地區，Facebook、Twitter 等成了社交、傳播和人際溝通的重要渠道。網上的組群和討論，既可以迅速散播消息，霎時成為強而有力的輿論和民意，又可以串連網民去支持、反對、甚至參加示威遊行。所以連本來自恃「權在我手」的政府，也不能不重視此類媒體，紛紛建立這類帳户或網站去接觸人群。

大學亦如是。最近參加安省大學教務長協會 (Ontario University Registrars Association) 年會，有專題討論大學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開設帳户時應注意的問題，包括需要配備足夠的人手，真誠和迅速地回應學生提出的問題，不然的話，大學「虛假」和「缺乏誠意」的批評，將會很快在網上流傳。特區高官祇開放 Facebook 三小時與市民對話，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難怪被人質疑為做騷、假咨詢。到底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是一個「假的真不了」的寫照。

然而大學也會給人「虛假」和「缺乏誠意」的印象嗎？最近出席蔡元培堂的高桌晚宴，聽何漢權先生說辦學的成功要訣在乎以學生為本、教師治校、和校長的領導，認同之餘亦有感想。

無論小、中、大學，培育學生是學校存在的根由，故凡事應把學生放在首位是無庸置疑的。教師是培育學生的最前綫工作者，我看「教師治校」並非指行政管理，要教師分心去承担太多繁瑣的行政事務，而是讓他們有份參與制定學校的教育理念、方向、政策、教學方法等。校長是全校的領袖，若他缺乏才能和眼光，故然不能接受；但即使他具備了能力，卻沒有良好的品德和操守，那問題可更嚴重了。我認識的校長多是能人，但當中也有少部份對教育事業其實無甚熱誠、衹是戀棧其權高位重以便謀取個人私利的。這些人雖然帶着「教育家」的面具，但言談中鮮有真正涉及對學生的關注和教導。試想真正關愛子女的父母怎不經常把他們掛在口邊，熱戀中的男女又怎不會時常提及對方？這些「教育界領導」們最關心和經常提到的並非學生，而是如何擴充自己的地盤和影響力，例如未把本校辦好就計劃開設分校的鴻圖大計啦、擴建校園大樓和設施啦 (但可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增加人手啦 (但不排除多聘自己的老友去鞏固勢力) 等等。見微知著，這是「假的真不了」的另一例子。

資訊過多雖有時使人真假難辨，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無心教育的「教育家」始終會露底，因為「假的總是真不了」。

言教與身教

2010-02-16T07:46:00.000-08:00

「細個教我仁義禮智, 大個要我埋沒良知」，對這兩句參與社會運動青年學生的標語，許多人主觀地以為這是他們「心智未成熟」、或者受人利用煽動攪事的口號。但我看了覺得扎心，認為每一個關心愛護青年和學生的人聽了都應該有所警覺，需要深切反省，檢討一下到底我們自己、政府和教育制度出了些什麼問題，讓下一代人有如此感覺？

一月十五日讀了何潔泓「為甚麼我們一個個站出來？」(http://message-dan-yu.xanga.com/720102228/item/#viewcomments)一文後，開始有點體會這群「苦行」青年人參加抗爭的原因。再看了 YouTube 「別讓你們將來的孩子，再向別人下跪！」錄像，非常感動，不禁對他們肅然起敬，因為無論你同意他們反高鐵的立場與否，都得配服他們對信念的堅持，而且他們的行動是無私和帶着犧牲的。

就在當權者視青年人絕食、苦行下跪為「政治 show」而不聞不問的同時，他們自己卻在立法會上演一場真正的「政治 show」。一月十三日立法會討論「推廣儒家哲學思想」議案，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同意「進一步推廣中華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利於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建構關懷仁愛、穩定有序、和諧包容的社會」云云。

我雖然對儒家哲學思想的認識膚淺，但也知道儒家所提倡的，是以仁、義、禮、智、信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要原素。這套孔、孟的道理，在春秋戰國時代並沒有被各國廣泛地採用，直至漢武帝時因國家統一，需要推行一套完整深厚的哲學思想去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和鞏固皇帝的地位，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科取仕也是以通䁱儒家經典為必要條件之一。儒家思想在漢後歷代一直作為政權和社會的核心思想，二千年來除了文革時在中國大陸被狠批外，就連在英殖民地年代的香港中、小學，也教導學生仁義禮智。

《儒林外史》是清代一部傑出的諷刺小說，描繪了在高舉儒家思想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假名士的庸俗腐朽與官僚的卑鄙刻薄。他們滿口說的是仁義禮智，行的卻是埋沒良知。但在揭露醜惡事物的同時，作者也表揚了「行」(注意：不是「讀」)聖賢之書者的高尚情操。所以推行儒家哲學思想的成效，是會因時、因人而異的。

為何我說立法會的「推廣儒家哲學思想」議案是一場政治表演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我不相信動議者和大部份議員、高官乃是真心信奉孔、孟教訓的人。不是嗎？他們對青年學生和白髮蒼蒼長者的苦行下跪無動於衷，是為「不仁」；漠視將會失去家園弱勢社群的權益，是為「不義」；藉着不公平的建制去强行通過撥欵，是為行使非暴力粗暴的「無禮」；衹照顧部份人的政治或經濟利益而忽略了因此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是為「不智」；隨時看風轉軚背棄競選諾言，是為「失信」。行為如此表現的人，怎麽可能是孔、孟的門徒？他們對教育的呼籲，又怎能叫青年學生信服？

言教不如身教，由衹會喊口號而沒有任何實質行動去支持其信念的人倡議「推廣儒家哲學思想」，不過是《儒林外史》的現代版罷了。

我們給青年人留下些什麽？

2010-01-29T19:42:00.000-08:00

我是屬於所謂「香港第二代人」。父、母親都不是生於斯、長於斯，而是因戰亂移居香港的「第一代人」。他們離世後留下給我的遺產，是屬「精神」的遠豐厚於屬「物質」的。爸爸留給我的，是堅守原則、關愛弱勢社群、不攀附權貴、一副硬漢子風骨的榜樣。媽媽的性格卻剛好相反，是一位文靜温柔、略為怕事、但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他們向我展示的是「第一代人」克勤克儉、能在逆境中堅忍求存、肯為栽培下一代而犧牲者的美德。

現在「香港第二代人」雖已屆退休年齡，但不少仍然留在掌權的高位。他們的思維與價值觀，主導著政府、工商企業和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方向和管治模式。當有一天他們要離開這個舞台的時候，將會給下一代的青年人留下些什麽？

我可以預見，處處因以經濟發展和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至高目標、而漠視一切社會公義與民生問題的政府和大商家，將會為下一代留下一個給高樓大厦把美麗的太平山和獅子山遮蓋了的石屎森林，一個表面風光繁華，但背後貧富懸殊、有著許多居民生活在貧窮綫下的悲情城市。為何這裏可以有人誇耀住在半山區以「天價」購入的「八十八樓」，但同時有人卻因為住在紅磡突然倒塌的舊樓而喪生？慘劇發生後，我們的曾特首立刻企圖把政府的責任推缷，說「（塌樓）原因我不敢講，我相信和維修有關……」。他又強調舊樓維修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當局已展開一連串計畫解決問題，包括樓宇更新大行動，亦準備立法強制舊樓維修云云。我想問他一句，最近政府不是準備今年內逐步解僱超過一千位以合約聘用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原因是十年來這個負責監管舊樓維修和非法建築的部門己經「完成了任務」嗎？明眼人都知道本地很多樓齡超過五十年的屋宇都潛伏着嚴重的結構安全問題，坐擁千萬億儲備的政府卻盲目追隨商界的無良「瘦身行動」去節省經費。難道造價幾百億的高鐵比在塌樓災難中喪失的生命更寶貴、更重要？

亦有大學高層公開表示，參加反高鐵行動的新一代青年人，可能是因為他們「對現狀不滿，不理解政府的決定，不認同社會的制度，甚至未能掌握全部事實，言語行動有時候可能過份偏激....」。我想問他以下幾個問題：一、政府對整個計劃並無清楚交待，叫人從何理解它的決定？二、在社會制度比較先進發達的國家，尚且不乏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人對制度有所不認同，他們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難道你這位在外國留學任教多年的學者不知道嗎？三、以政府高官回答質詢時的飄浮不定，你又能夠掌握全部事實嗎？四、如果青年人的言語行動有時候是過份偏激，那麼政府利用不公平的「體制」去強行通過高鐵財政預算、又是否不流人血的「非暴力暴力」？

如果我們的大學管理層經歷了近年多次「八十後」和「九十後」的社會運動參與，仍然聽不到他們的心聲、不嚐試從他們的觀點去理解他們的感受和處境、仍然頑固地認為他們不過是一群「心智未成熟」的青年人、不去反思是否仍然可以繼續用我們的舊思維和價值觀去設計新課程，那麽我們的教改將會註定失敗。

過去我都曾經迷信大學祇需注重培養學生的兩文三語、表達能力、專業技能和具國際視野的畢業生，但現在看來這是並不足夠的。用我們「香港第二代人」三、四十年前的成長經驗和思維，製造所謂「有競爭力」的大學生似乎是重要的，因為祇有這類學生的 employability 最高，最容易受大企業的青睞；但以現時大學畢業生和這類職位在數目上的不成比例，加上部份有思想、有理想的新一代青年人跟本不認同這種「五十後」的價值觀，大學教育應該更多元化。

新一代青年人較上一代更熱愛本土。他們視「香港是我家」，因此對老街坊更尊重，對自然環境、社會公義、公平建制等的要求也更高。把他們定性為攪事者，漠視他們的處境和訴求，大學高層衹會為將來留下名乎其實的象牙塔。

「真情對話」還是「自說自話」？

2010-01-27T05:13:00.000-08:00

一場反高鐵社會運動，帶來全城對「八十後」青年的關注和討論。各路英雄包括政府高官、政客、學者和所謂專家開座談會，接受報章傳媒訪問，發表評論、網誌，寫「香港家書」等。普通市民也在電台 phone-in 節目加入戰團，話題的中心自然是為什麽這班青年人「有正經事唔做，出嚟示威、絕食、苦行、包圍立法會、攪咁多嘢?」。「八十後」青年當然有強烈回應，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好不熱鬧。我留意雙方的言論，覺得很多人根本沒有細心聆聽這批「八十後」青年人的心聲；他們不是和青年人「真情對話」，尋求溝通，而是「自說自話」。

我不認識這班積極參加社運的「八十後」，祇是從媒體報導得知他們的訴求。按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說法，他們是第四代人。不過我認為他們不是呂書所描繪「缺乏個人性格」的第四代人。讀了陳景輝早前於香港電台發表的《香港家書》，提到：「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著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就知道他們不是呂書所寫的「無法擺脫來自爸媽的緊密監視、任由長輩擺佈、衹會接受近乎社會主流的理想」的那一群。陳景輝多次強調他們之所以走出來，是為了關注這座城市的命運與未來，他們對「本土」有著強烈的歸屬感，認為香港是屬於所有市民，包括勞苦大眾和老街坊的。故此城市發展不應被富商壟斷，而需要顧及市民的鄉土情和弱勢社群的權益。他們是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人，可惜大部份論者都好像聼不到他們的說話，漠視了他們維護社會公義的出發點，硬要說他們這些「第四代人」，是因為無法「上位」才出來攪事以謀取私利的。

這正是掌權的「第二代人」的典型作風和一貫技倆。這次呂大樂說對了：「他們在一個機會開放的社會環境裡長大，卻未有令下一兩代人可以在一個同樣或更加開放的社會環境裡生活。他們年輕時期曾經深信不疑的價值，今天不是早已煙消雲散，便是理解為反面教材。......如果香港社會曾經給與他們那一代人最開放、最多元化、最多機會的一個成長環境，那麽他們似乎未有將那個環境好好保護、優化，並且傳給下一代。」

我也是屬於香港的「第二代人」，有幸在成長時期享受了那份開放與自由，深信大學應該是社會的良心，和從事高等教育的人應該對公平、公義有著堅持與執著。但是近年不論在社會和大學裡，當年那個開放、多元化、和充滿機會的成長環境正在迅速消失。原本是屬於學生的事物，例如成立一個獨立的宿生會讓宿生學習自治，也要學生浪費時間去極力爭取都未必可得，並且要質疑學生訴求背後的動機。我不禁要問一句，到底是管治者對青年人沒有信心，還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們很樂意和青年人溝通」乃是經常掛在管治者嘴邊的說話。可悲的是，大部份的所謂溝通、對話都不是建基於雙方站在平等地位的。難道你不見每次論壇都是一方坐在台上，一方坐或站在台下的嗎？管治者都必定有出席大型會議的經驗，總應該知道不分彼此的「圓桌會議」才是最佳的分享和溝通模式吧。「台上台下」乃是家長式訓話的格局，不是「真情對話」的理想場景，台上的根本無意聆聼台下的心聲，祇是匆匆「自說自話」一番，便聲言溝通已經完滿結束了。如此自欺欺人的手法，衹會令不滿的情緒加增，對解決問題絲毫沒有幫助。

教學相長 - 試圖認識「80後」

2010-01-23T21:33:00.000-08:00

既是「玄機」，便是隱藏的，必需假以時日才會漸露端倪，但現實的真相卻無損我六年舍監生涯的意義和得著，故暫且按下不提。

有人問我為甚麽担任一份這樣繁忙的行政工作，還要賠上休息的時間去當舍監？原因是如要做好我的工作，便不能與學生脫節。認識學生需要經常接觸，未試過與他們一起生活，便不易知道他們的想法和真正的需要。當舍監亦可以與同學們互相促進、互相學習，是所謂「教學相長」。誠如《禮記》所言：「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未做舍監之前許多事情衹是想當然，上任之後才知道自己確有困惑不通、和不理解學生的地方。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方能把工作改善，達成教育的果效。

最近香港連串的社會運動都有青年人積極參與、提出訴求，令到政府、教育界、甚至教會突然驚覺原来過去對青年人是多麽的不瞭解。我的宿生都是「80後」的青年人，幾年前我就已經察覺到我和他們在文化、思想、價值觀、處事態度等方面都存着差異。舉例來說，以保安理由在宿舍入口設「入閘機」就受到部份宿生反對，但樓層和房間佈置比賽則許多宿生會熱烈投入；在宿舍舉辦主題較為嚴肅或者學術性的聚會大多門堪羅雀，慘淡收場；但歌唱比赛或歌星樂隊蒞臨舍堂表演卻勢必萬人空巷，歡聲震天。起初我大惑不解，總以為憑學生証「拍咭」入閘不過舉手之勞，有什麽大不了？大學生花時間把房間佈置成童話世界般是否略嫌幼稚？棄學術講座去唱 K 是否不思進取？

後來和宿生相處日久，才知道在他們心目中，舍堂是他們的第二個「家」，而成長經歷則令他們對「建制」和「權勢」沒有好感。所以我想因此他們不會輕易接納從上而下、未經咨詢就強行安裝在「家」門、象徵冷酷管制、又侵犯個人出入資料私隱的入閘機。舍堂既然是他們的第二個「家」，是生活的「私人空間」，那麽把房間按個人風格和喜好佈置，乃是很自然的事，不容旁人批評。他們又是由電腦和數碼媒體倍伴成長的「e 世代」，習慣了從朋輩和網上獲取大量資訉和知識，然後加以自由選擇、欣賞或學習。既有如此多元化又富趣味性的學習方法，又怎會不抗拒「沉悶」的傳統學術講座？他們崇尚自由、情感開放、有創意、喜愛「好看」和「好玩」的事物，因此喜歡參加 Singing Contest 和 Musical Concert Show 乃是必然的結果。

可惜無論在社會或大學，管治者都是較年長的一群，習慣了站在權力高位來看待「心智未成熟」的青年人，固執地不去試圖理解他們的思維和接納他們的觀點。長期拒絕溝通形成對立，難怪導火綫一出現，情况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感謝蔡元培堂宿生過去六年來對我這位「老人家」舍監的接納和包容，使我能教學相長，舍堂上下融洽，凝聚了一股力量與我們引以為榮的「Cai Hall 精神」。

邁向卓越的爭論

2010-01-15T12:57:00.000-08:00

世上已無蔡元培，但我們有蔡元培堂。

初辦高桌晚宴的成功增強了我對「無為而治」的信心。可是在舍堂實行無為而治，也需要同學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信念，才可以讓他們順其自然地、自由地去探索、學習、成長。我有一個願望，就是鼓勵浸大的同學積極上進，因此選擇了 "Grow in Excellence" 作為蔡元培堂的標語，中文譯成「邁向卓越」。「邁向卓越」就是朝着一個方向、一個目標前進的意思。「卓越」表明了這個目標是至高、至善的。

小時候香港沒有郊野公園和自然教育徑，要遠足爬山，就要走崎嶇的山路。我念中一那年有人發起去爬以險峭著名的獅子山，部份同學因為怕危險便不去了。參加的同學開始時都很興奮，但當走到山腰，小路是越走越艱難時，便有人放棄了。唯有繼續堅持的幾位，才能終於達到了目標。登上峰頂，浮雲舉手可及，極目港島，九龍在你腳下，那種滿足和暢快是難忘的經歷。

在人生的旅途上追求卓越也是一樣。沒有决心的走不出第一步；沒有恆心的必半途而廢；唯有堅持到底的才可登峰造極，堪稱卓越。要留意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個人的目標高峰，你我不必互相比較誰的更高，衹要各人盡力而為，不斷進步，自我完善便成了。

幾年下來，蔡元培堂的宿生和舊生們都是憑着「邁向卓越」這標語的信念行事，薄有所成。可惜卻有人總是批評我們爭強好勝、標奇立異、不肯合作。起初我真的百思莫明。我們用心做事，例如向新生宣傳和舉辦蔡元培節等活動搞得比較有聲有色，難道有什麼不對嗎？有獨立思想，不人云亦云，敢於維護宿生權益，不平則鳴，不是大學生應有的本質嗎？為何一定要四個舍堂「同步」發展，才可以達至所謂「和諧」呢？大學裡有幾十個學系，學術研究的成就各有不同，參差不等；但從來沒有要求高的把脚步放緩，好避免低的難堪吧？這簡直是反智！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原來裡面大有玄機。

假如蔡元培今天在香港當大學校長

2010-01-11T10:54:00.000-08:00

記得當年我申請研究生獎學金時，主持面試的是一位來自劍橋大學的教授。他提出有關理科和工程學的問題，我都對答如流。最後他看了看我的申請表，突些發問：「你知道為什麽你住的那條街叫 Shelley Street 嗎？」我知道面前這位老先生是科學家兼詩人，靈機一觸囘答說：「我想是為了記念英國著名詩人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的吧。」他微微一笑，我心裡知道我是順利過關了。

但若在舍監面試時我被問：「你知道為什麽你管的那舍堂將會命名為蔡元培堂嗎？」我恐怕要支吾以對了，因為當時我對蔡元培其人其事所知者實在不多。

浸大四個舍堂的名字取自近代中國名人，除為了紀念他們的卓越成就和貢獻外，還希望同學對他們多點認識。作為蔡元培堂的首任舍監，我當然要以身作則，自己先惡補一番。在書店買了一本「北大之父蔡元培」，開卷後竟然愛不釋手。之前看過金耀基寫「大學之理念」曾提及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很先進，但想不到他的學問是那麽淵博、人格是那麽高尚，「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真的是當之無愧。從此一本一本有關蔡元培的書讀下去，雖然對蔡元培思想的理解仍是很皮毛，但不久就加入了敬仰蔡先生者的行列。

蔡元培最為人熟識的，自然是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作為辦大學的方針，改革了北京大學和創立教授治校的制度。但有三則關於蔡先生的事特別令我印象深刻。

1917年1月4日他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校工照例在門口列隊恭迎行禮。沒想到蔡校長竟脱下禮帽，向他們鞠躬還禮。以他當時國立大學校長是相當於政府高官的身份，這舉動震撼了整個北大，同時也充份體現了校政民主、自由、平等時代的來臨。

其二，是某日有一位同學想請蔡校長寫一封信。他去到校長室虛掩的門外，發覺裡面是靜悄悄的，偌大的校長室祇有蔡先生一個人在伏案辦工，並無助手或隨從。他見到學生進來便立刻停下自己的工作，和颜悅色地詢問學生的需要，然後馬上替學生把事情辦妥。該學生後來也成為了大師級的學者，這是他囘憶老校長的風範時記載的，證明了蔡先生是用行動去展示他對學生的尊重和關懷。

第三，五四運動有三千多名學生示威遊行，後來被捕的32人中有20名是北大學生，當天晚上蔡元培就到拘留所探望和營救學生。他親自四處奔走聯絡，甚至願意承担所有責任，要求軍閥政府釋放學生而衹治他一個人的罪。終於他成功保釋了學生，無恙歸來，再次顯明了蔡校長對學生的關愛是不惜作出個人犧牲的。

今天，許多人認為要改革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病，就要重新實踐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校長是大學裡面舉足輕重的領袖，他的教育理念和人格操守，足以影響整所大學的精神面貌。當人們在感嘆「世上已無蔡元培」的時候，我忽發奇想：假如蔡元培今天在香港當大學校長，他會怎樣做呢？

別的不說，單按上述三件蔡先生當北大校長時的事蹟和他的思想理念，我相信：
(1) 他會平等對待所有職級的教職員，不會欺壓沒有市場議價能力的低層員工(如保安員、清潔工友等)，更不會解僱他們然後把他們的工作廉價外判，或以可耻的低工資重新聘用他們。
(2) 他會凡事以學生為本，關愛他們。當學生有事要見他的時候，他不會推說忙於其他事情而拒絕或拖延與學生對話。會面時他會親切、細心和中立地聆聼學生的訴求，然後作出囘應。
(3) 他會以開明的態度去尊重學生參加遊行示威的權利。當學生被警方無理拘捕時，無論他同意學生的立場與否，都會挺身而出保護他們。
(4) 他不會為方便管治把大學中學化，因為他明白兩者在教育方面担任著明顯不同的角色。
(5) 他提倡思想自由，因此校園内言論自由，校方不會以言入罪。

(6) 他提倡兼容並包，因此校園内百花齊放，校方不會排除異己。
(7) 他會實施真正以民主精神為本的教授治校，而不是他自己一個教授治校。
(8) 他會經常把大學而非個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按着大學應獨立自主不受政府干預的原則，他會拒絕某些政治任命，如此在政府與大學發生利益衝突時，他便不會被廹選擇背棄大學的利益去站在政府的一邊。

實在太多了，不談也罷。因為，我也相信「世上已無蔡元培」。

蔡元培堂開基立業

2010-01-08T20:26:00.000-08:00

由於建築工程的延誤，宿舍大樓於2002年初始落成，三月才讓同學入宿。除了馬上可以有宿費收入幫補開支外，我不知道在三月(而非九月新學年開始時)讓首批同學入宿是否一個好的決定。因為這時下學期衹餘兩個月便要期考了，短短的時光，這批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宿生來去怱怱，又怎能較深入地去體驗舍堂生活呢？舍監亦為難，面對這一班短暫的過客，舍堂除了提供住宿的地方之外，如何開始建立舍堂文化呢？

幸而我有能幹的團隊。在幾位駐舍學長和主任的通力合作下，我們在一個月後便舉行了浸大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高桌晚宴」，地點在宿舍鄰近的持續教育學院大樓頂樓。選擇這地方不單是因為經費短缺，而是我認為這個活動既然是舍堂傳統，最好便在舍堂內舉行；就算舍堂沒有場地，儘量在校園內找其他適當地點也是好的。

從團隊的熱誠看來，我相信有條件去實驗一下「無為而治」是否於管理舍堂可行。首先我與他們分享高桌晚宴的起源和意義，然後讓他們按着實際和理想，自由地構思和設計整個活動的程序與細節。以我在港大時的經驗，當然知道應怎樣計劃和執行；但如果我大權獨攬地自編自導，他們祇能聼命而行，就算效果卓越，他們對整件事都不會產生太大的成功感或歸屬感。

舉行晚宴的前一天，他們呈交了一份詳盡的計劃書，內容包括場地佈置設計、人手安排、晚宴流程、財政預算等細節，有紋有路兼有創意，叫我驚喜萬分，立刻畧作修改便予以批準和鼓勵，放手讓他們自己去幹。當天晚上他們動員了很多舍友通宵動工，忙個不亦樂乎。我從不計較宿生活動的成敗或效果如何，因為如果成功的話，他們就藉此建立了自信；不幸成績不理想的話，便可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去改善，實無什麼損失可言。

那時四個舍堂還未正式命名，衹簡稱 Hall A、B、C、D，我們位於南座高層的是 Hall B。宿生們常說 "We are brilliant we are bright, we are the best"，因此把晚宴稱為 Brilliant Night。我一踏入會場，不禁眼前一亮，佈置整齊簡潔大方，一條橫幅 Brilliant Night 高懸在 Head Table 上面，閃耀奪目。宿生們衣著得體，温文有禮，連平時活潑跳皮的，都規行距步，文質彬彬。晚宴由舍監領禱開始，然後各人依次為鄰坐斟酒，象徵舍堂裡彼此服侍。整晚的程序順利流暢，令人讚賞。在大合照後，各與會者都獲致送一隻刻有 Brilliant Night 二字的杯作為紀念，大家盡歡而散。當我囘到宿舍躺在床上休息囘味的時候，宿生們還在努力收拾，把本來是大教室的場地還原，以便翌日上課。

從那天開始 Brilliant Night、斟酒儀式和刻字洒杯為紀念品，都成為了我們舍堂傳統的一部份。請勿輕看這些小傳統，因為各式各樣的點滴，都代表着我們的理想、習慣、喜好、價值觀等，它們積聚起來，就成為我們所珍惜、重視並承傳的「舍堂文化」。這對沒有在舍堂裡真正投入、下過功夫、一起同甘共苦生活過的人來說，是很難明白的事情。

為期不足三個月的宿期很快溜走了，但它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叫我和幾位以後一兩年都繼續留宿的「老鬼」，對建立有特色舍堂的信心大增。

數月後，Hall B 正名為「蔡元培堂」。

無為而治

2010-01-04T20:46:00.000-08:00

上任前的準備的工夫沒有白費。在接受入宿申請之前，校方安排了一個介紹四位舍監的聚會，讓同學諮詢。會上果然有人問及宿舍的管治模式，輪到我囘答的時候，我不假思索便說：「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出自論語，但提出這一思想的則是老子的道德經：「為無為，則無不治。」意思是用順其自然的態度做事，沒有什麽是管理不好的。「無為而治」被認為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中國古代帝王用之而得天下大治之盛世，如西漢的「文景之治」和唐太宗的「貞觀之治」。現代許多中、外企業也以能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為管理的最高目標。但把這個模式套用於管理大學學生宿舍合宜嗎？

老子提出的「無為而治」是一種治國的理念。他把管治者分為四種類型：「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最好的管治者，是人們不覺察他存在的；其次的，人們親近他、讚譽他；再次的，人們害怕他；最次的，人們輕侮他。在道家看來，最好的管治者是按「道」辦事、以「道」治國，凡事順其自然，對民眾少干涉、不迫害，不越苞代俎，使他們能愉快自由地生活，一切都自然地順着優良的制度運行，人們好像感覺不到他的存在。這類的管治是「無為型」的，是「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

需知「無為」並不是沒有作為，而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管治者無為之餘，先正己身，樹立榜樣，以德服人，用身體力行的方式施行教化，是身教重於言教。有這樣的領導，能不大治焉。

相對國家社會而言，管理宿舍應該簡單得多。因此我極有信心奉行「無為而治」的原則可以把舍堂管理得上下和洽。平心而論，大部份同學住宿舍是為了享受更多姿多采的大學校園生活，而不是接受什麽舍堂教育。這可沒有什麽不對，亦和舍監沒有任何利益衝突。作為一個資深的教育工作者，難道學生無心向學，你就束手無策嗎？「為無為」就是明白大部份同學入宿祇是想經歷一段愉快的舍堂生活，那就順其自然，在他們不觸犯任何規則的情况下儘量減少干涉，去滿足他們的期望吧。此外，若舍監以身作則「行不言之教」，潛移默化，定能對宿生產生一些教育的果效。能對他們品格的塑造有幫助，便是達到舍堂教育的目的了。

後來的事實証明，「無為而治」在宿舍是可行的。許多爭論和問题，都是管治者過份的「有為」，強行太多的規則和束縛所引起的。

舍監 - 一個新的挑戰

2010-01-03T12:52:00.000-08:00

經過幾年的籌劃和設計改動，浸大的學生宿舍終於 2002 年初建成。在一個會議中我參與了討論新宿舍的管理架構。宿舍的建築是分南、北兩座，各容納兩個舍堂。每個舍堂設舍監 (Resident Master)、駐舍主任 (Resident Coordinator) 和多個駐舍學長 (Resident Tutors)。我覺得首任舍監的角色頗為重要，因為他需要負責指導學生建立舍堂文化，這會對舍堂日後的發展影響很大。再者，舍監亦是唯一的駐舍學者兼老師，要承担推行舍堂教育的責任。

我喜歡接受新挑戰的毛病又發作了。自問在求學時算是學生領袖，有經驗搞組織、憲章和活動；教學時和學生關係良好；在教會也當過多年的青少年輔導工作，但從未嚐試透過和學生一起生活去進行教育和輔導，於是遞交了申請。我有心理準備這是在我繁重的教務長工作以外，再增添一份對時間和體力都要求甚高的職位，對年近退休的我，將會產生很大的壓力。但我認為還是值得一試，因為舍堂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學生品格的培養，就算我不能經常出席宿舍裡的活動，但我的見識和人生經歷總能對他們有幫助。

結果我獲得委任了，緊接而來的是舍堂工作的全盤策劃。首先我要整理一下自己對舍堂文化、舍堂教育、紀律管理等議題的概念，因為缺乏清晰的概念就行事沒有清楚的方向。為上者若朝令夕改，不單叫下屬無所適從，更容易使他們對上級失去信任和尊重，減低辦事的效率和效果。

舍堂文化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明的東西。舍堂由眾宿生組成，故此它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就好比一個人的性格，包括了他的性情、喜好、價值觀等。我以為培養一個舍堂的文化就像培育一個兒子或女兒的性格一樣，意思是你得承認內中有先天性的、即是你很難控制或改變的因素：也有後天性的，就是你作為父母給兒女灌輸的價值觀和生活紀律上的督導等。祇要你盡了力量去教導子女行在正道上，結果他(她)養成的性格如何，你都要用愛心去包容和接受。所以我的方針是引導宿生們去思考和尋找何為崇高的品格、正確的價值觀、公義、良心和大學生的社會責任等，讓整個舍堂群體有著較好的品格，其他的就讓他們順其自然去發展好了。

舍堂教育的最終目標既是培育個別宿生的品格，培養整個舍堂的文化便是為推行舍堂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兩者合而為一，事半功倍。

至於如何在宿舍裡實施有效的紀律管理，亦不容易處理。我做過學生也做過管理同學的學長，經歷過青春期亦為三子之父，見過香港的和外國的大學生宿舍，便深知要找出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管理模式，實在不能不考慮宿舍實際的環境、青年人的文化、學生生活作息的需要和習慣等因素。對已經成年的大學生施行中學式或家長式的管治，衹會令他們反感。即使他們默然接受，亦扼殺了他們的志氣和發展的機會。

舍堂教育的起源

2010-01-02T16:57:00.000-08:00

在 1997 年前，香港祇有港大、中大、科大三所大學設有學生宿舍。囘歸後，香港特區政府認同大學宿舍極具教育價值，計劃撥欵與各大學增建或興建宿舍，務求宿位能達到本科生人數百份之四十，使學生在三年大學生活中，能享有最少一年住宿的機會。教資會致函各大學，表示當時撥欵興建宿舍的條件是讓非本地生和國際交換生能優先入宿，並且所有希望入住的本地生都起碼有一年住宿的機會。這對浸大來說是一個機遇，因為宿舍將會為全人教育帶來一個新的層面：舍堂教育。

大學裡的學生宿舍稱為「舍堂」 student residence hall，源自中古時代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歐洲大學。「舍堂」集教學、居住和敬拜等功能，學生在此生活，接受德、智、體、靈各方面的操練。但自宗教改革後，這種教育方式在歐洲大陸漸趨式微。大學教育因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而改變了原來舍堂教育在道德和靈性操練方面的目標，成為單純的宿舍，祇供學生住宿之用。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卻保留了中古時代的舍堂傳統，甚至影響了 1904 年美國哈佛大學進行改革和 1912 年香港大學創立時，都選擇了採用「舍堂」的模式來推行全人教育。

香港大學於 1912 年 3 月成立時，首任校監 Frederick Lugard 就提到結合教學與舍堂生活以達成全人教育的願景。他在致詞中說："This University, as I understand, has been founded to promote two distinct objects. On the one hand its secular teaching is intended to be eminently practical, in order to fit its graduates for spheres of utility, whether in engineering, medicine, commerce or adminis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ecular teaching is to be imparted under such safeguards and conditions of residence, of association and of collateral influence as to ensure that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of man's nature are neither neglected nor placed in the background." 第一座舍堂「聖約翰堂」St. John's Hall 隨即在同年啓用，並於 1916 年首次舉辦 High Table Dinner。「高桌晚宴」從此成為港大各舍堂傳統的一部份。

雖然港大的教育理念不含任何宗教思想，但早期設立的幾個舍堂如聖約翰堂、利馬竇堂、馬禮遜堂等，都是交由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會或差會分別協辦的。原因是於香港開埠之初，這些宗教團體便開始舉辦中、小學校，七十年來成績斐然，尤其在品德教育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利用他們的經驗去管理宿舍的紀律和推行德育，將會極其乎合大學的期望和一般家長對他們子女的要求。

港大舍堂都有各自的特式和不一樣的舍堂文化。2000 年底港大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去檢討舍堂教育的理念，並考慮各舍堂不同的文化去建議舍堂未來發展的方向。小組於 2003 年初提交了報告書（詳見 http://www.hku.hk/osa/HallEducation/HallEd_report.htm）。隨着大學的發展，港大九十年前的舍堂教育理念和推行方法都需要作出調整去配合時代的轉變，但對沒有任何推行舍堂教育經驗的浸大而言，一切必須從零開始。

全人教育的要素

2009-12-31T07:02:00.000-08:00

早在 1912 年蔡元培就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養成健全人格，因此提出大學教育的内容應該「德、智、體、群、美」五育並舉，可謂是我國在大學推行全人教育之先驅。今天在香港「全人教育」Whole Person Education 或「全人發展」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已成為教育界的潮流術語，從幼稚園到大學都以之為使命目標。其中內容大同小異，在德智體群美外，加入靈性 spiritual 、情緒 emotional、職業 vocational 、甚至三文兩語、終身學習等培育方向。這就是說在教室上課、讀書以外，還要加入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等。我認為真正在整個學制裡落實全人教育，需要週詳策劃、配合及推行，並假以時日方能見效。

一個人從進入幼稚園到大學畢業需時十八、九年。面對學生在年齡、心智成熟程度和知識水平的逐漸增長，不同階段的學校應採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最理想的是小學教導學生立本，中學則幫助學生立志並建立較為紥實的學術基礎，然後進入大學。對大部份學生而言，大學是他們進入社會工作之前的最後一個在學階段，故此大學教育的內容和校園的氛圍都不應和現實社會太過脱節，以便他們能夠順利過渡。大學應該營造一個自由愉快的學習環境，讓青年人在裡面除了獲得專門知識以外，亦學會彼此尊重、獨立思考、敢於表達個人意見、培養團隊精神、養成維護民主自由公義的習慣、勇於抉擇和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句話說，大學不能中學化，過份的約束和規範，祇會窒礙了發揮學生的潛質。缺乏了自由選擇和承担後果的操練，也會嚴重影響學生日後在複雜社會環境中的適應和應變能力。

很多中學衹著重教學生如何考取高分數，以增取大學一席位為首要目標而不照顧學生的個人志向和興趣，令到不少學生雖然入了大學，但因為專業 (major or program) 錯配而失去了學習的動機和興趣，結果學業成績平平。如果這些學生得不到教授們適當的學業指導 (academic advising)，大學又不能提供其他的教育機會，那麽他們三、四年寶貴的光陰和納稅人的金錢就算白白浪費掉了。我接觸到的同學們部份都有這種迷惘，所以我深感在大學為人師表者應在授業之餘放下身段，多親近學生，細心聆聼他們的心聲和困擾，然後作出適切的建議，幫助他們解惑。

學生既然有著「先天性」的弱點，大學要培育全人，就無論在設計課程或活動時，都必要帶有明確的目標和深度。人的學習有四個層面，分別是獲得資訉 information、知識 knowledge、學養 understanding 和智慧 wisdom。最成功的教與學是能達到較上面的層次，即是學養和智慧。

首先，在培育學術方面，最差的老師衹能依書直說提供資訉；把教學內容解釋得清楚者便能讓學生獲得知識；幫助學生進一步把知識內化 (internalize) 則可提升其學養；而最優秀的老師卻能啓發、引導學生獲取智慧。同理，搞課外活動也要顧及這幾個學習的層面。以舉辦讓學生到貧困地區作義工為例，學生若光看宣傳海報祇能吸收有關資訊；透過一次參與的經歷便能得到實際的知識；多次的參與能增加對問題各方面的理解；惟有老師能引導學生作深切的自省，才能啓發學生從人道立場和社會、經濟的角度去思考貧窮問題的本質和自身的社會責任，因而增長他的智慧。

讓學生在必修科目以外多揀選修科目祇是通才教育，不是全人教育。多舉辦活動卻不注重深化學生對活動背後意義的理解祇是美化了統計數字，也不是全人教育。惟有以學生為本、從學生的實際需要入手、以學生能得到全面均衡發展、激發思維、啓發智慧、完善學生人格為目標的教育，才可稱為真正培育全人的教育。

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

2009-12-27T15:13:00.000-08:00

從港大教學、研究轉到浸大担任行政工作是一個機緣，讓我對大學教育的認識更為全面和完整。

浸會大學的使命提及「秉承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推行全人教育」。全人教育並非什麽新的概念，蔡元培早就提倡「德、智、體、群、美」五育。今天從3-3-4教改到多所大學的使命宣言都有提到全人教育，但其內容、涵義則說法不一。既然任職浸大，我倒有必要思考到底何謂「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

我曾就讀基督教學校多年，明白基督徒要致力成為世上的光，追尋公義、榮譽、真理和德行 (Justice, Honour, Truth and Virtue) 。讀大學時信主，也知道屬靈操練的重要性；但對「基督教高等教育理念」的概念，還是比較模糊。直至2002年聼了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博士以「大學之道與鑄人之學 - 詩篇十九篇的智慧」為題的講道，才茅塞頓開。

余牧師對「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的定義，有精闢的見解，發人深省。他說當今思想潮流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傳統道德價值全面崩漬。在這文化危機中，大學的根基動搖，理想式微，不再以追尋真理和捍衛人文精神為目標，漸成了多元技術的理工學院 (polytechnic)，淪為工商企業的僕役。囘想古老的大學從成立、發展、以至今天成為世界的一流大學，基礎在於對真理的執着。它們開始時全都具有濃厚的基督教信仰，執着於揭示宇宙的秩序與生命的奧秘從而領悟上帝創造的情與理。沒有了真理的執着，大學便變質。真理、知識與生命智慧是互相緊扣的，表達着萬化歸一的道理。另一方面大學應是鑄人之學，要訓練執着真理、對人文精神建構有委身的人。他盼望大學能謙卑，自認雖擁有龐大的知識體系，但對很多生命的奧秘依然一無所知，以致仍要繼續追尋。

如此看來，秉承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辦大學，不能脫離對基督教信仰和真理的探求、教導、堅持和執着。我想這在中古時代的歐洲甚至十八、九世紀的美國大學比較可行，但在今天的政治社會環境下接受大量公共資源的公立大學，卻非變通不可。不過請勿忘記，二千年來基督教福音與真理的傳播，並不需倚靠任何建制，環境愈惡劣福音愈興旺，它要的是肯委身又有使命感的人。因此，在今時今日要秉承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辦學，並不在乎大學對本身辦學理念或性質的宣稱，而在乎大學 (特別是高層領導作决策的人) 是否按基督教真理的原則辦事和待人，並且公平、公正、公義、將一切基督教信仰的真、善、美、在校園裡張顯宏揚。

我們不能以為說說「我們對師生特別用愛心關懐」、或者「我們對學生品德行為操守的要求比其他大學高」這一類話，便等於已經做到了以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辦學。因為別人會檢視你大學是否公平公正地對待員工；有無欺壓弱勢社群，肥上瘦下。別人又會看你大學是否有着雙重道德標準，律人嚴而律己寬，因此在高位者的個人品德見証尤為重要。若果為人師表者好沽名釣譽、專門向權力中心靠攏、媚上欺下、貪飲好食，睚眦必報，又怎能對學生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何為基督教信仰「善」的標準？聖經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秉承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辦學是崇高的理想，如要落實，關鍵是大學裡面的人，特別是高層領導者和基督徒教職員學生，都有良好的見証，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並且對真理有一份堅持與執着。

大學裡的自由、民主和教授治校

2009-12-25T14:17:00.000-08:00

Harry Lewis 對哈佛大學的批評自然在高等教育界產生囘響，引發了不少關注和討論。本身是哈佛畢業生的 Peter Gordon 是香港 The Asian review of Books 的編輯，他認為 Harry Lewis 的觀點值得關心香港高等教育和大學的人去細味。就算我們的大學長於專業技能的訓練，但有否如哈佛般衹傳授學生知識而非智慧、或者是縱容他們不追求博學而反去選修一些他們已經有了相當認識的學科？最後他說：無論哈佛如何犯錯，美國的大學制度仍有足以自豪的地方，就是一位對大學(和校長)提出如斯尖銳嚴厲批評的教授仍然可以留在大學繼續任教，不怕秋後算帳，這在香港可能嗎？(http://www.asianreviewofbooks.com/arb/article.php?article=680)

問得好！因為這問題的答案不單關乎這所大學的校長和高層有沒有寬宏的胸襟氣魄去接納異見者的批評，更重要的是這裡有無提供足夠的民主環境氣息，讓教授和學生去自由思想、探討、發表、更新和追求完善。一所缺乏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大學，很難做到卓越創新，祇能成為販賣知識之所而非研究高深學問的大學。

威廉.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是德國的學者、教育改革家和政治家。他創立柏林洪堡大學時所奠定的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等原則，已經成為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準則。洪堡又提出政府不應插手教育，大學要培肓塑造完善的個人，致力於真正的學術。教授和學生都應該成為真理的追求者，而學術自由與教育獨立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必須途徑。

我國近代偉大教育家蔡元培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於1917年從歐洲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推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開創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新局面。他在大學實行教授治校，設立評議會成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各學科（系）的教授會則負責規劃各學科的教學工作。評議會和教授會的成員都是由各級教師們互選代表組成的，任期有年限規定，乃是民主的領導體制。在這位思想開明的校長領導下，北大為中國大學教育樹立了一個嶄新的楷模，促進了青年學生追求民主、科學的浪潮，终於使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可惜好景不常，時移勢易，今天中國的大學乃是行政主導，既無目標去培育、提升學生的品格，亦不易在學術領域上作出重大的突破，於是要求囘歸到蔡元培的民主辦學體制、實施教授治校方針的呼聲，不絕於耳。

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又如何？雖云特區政府秉承西方高等教育的傳統不直接參與管治，讓大學享有高度的自主權 (university autonomy)，但透過教資會的撥欵，政府是無形地影響着大學發展的主要導向。不過話雖如此，香港各大學的管治模式，仍多是類似現代的先進大學。以港大為例，早於 2002 年就檢討了管治 (governance) 和管理 (management) 的模式 (structure)，以求達到和國際先進標準並排 (align with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2003 年確認由教師和學生代表組成的 Senate 為大學學術方面的最高權威 (principal academic authority)，專管教學和研究事務，保障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不受影響。執掌最高管治權力的校董會(包括委任的校外成員和由選舉產生的學生成員)以受托人 (Trustee) 的形式運作，受公眾問責。管理方面則逐步落實權力下放到學系或行政部門以增强其歸屬感。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這模式雖有異於蔡元培年代的北大，但基本上仍不失為民主的體制，能夠確保大學的獨立自主，與校園內的言論、思想和學術自由。

因此，在今天的香港若仍然有人認為大學不是民主的建構，大學主要的持分者如教師、學生之間在管治校政時需要有階級 (hierarchy) 之分，實在是極其落伍的思維。如有這樣管治概念的大學，肯定裡面的民主意識薄弱，處處以長官意志為依歸，教授治校云云，不過是一個空口號而已。

教育 - 被遺忘了的使命

2009-12-05T23:10:00.000-08:00

在許多世界大學排名榜上，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都名列首位。它在高等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是無可置疑的，是一眾研究型大學 (research universities) 效法和競爭的對象。Harry R. Lewis 在哈佛執教三十年，担任了八年院長 Dean of Harvard College。他在 2006 年出版了一本令人震驚的書，嚴厲地批評哈佛的卓越是失掉了靈魂的，因為這所名校已經忘掉了教育。我把這部名叫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细讀了幾次，發覺他在哈佛觀察到的現象，竟然和我在其他大學所見的大有雷同。

他指出由於大學之間競逐研究金激烈及教授們的升遷以研究成果為本，產生了重研究輕教學的現像。為了追求學術上的卓越和保持哈佛大學的領導地位，教授們都把重點放在學術研究方面，導至師生關係非常疏離。除了學術知識以外，學生很難從教授那裡得到其他對個人成長有幫助的指導。此外，教育商品化的趨勢令師生關係更不正常。另一方面，亦很少機會讓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去作决定並學習承担作出錯誤決定的後果，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換言之，大學已忘記了培育本科生的使命，幫助這群青年人去成長，認識自己，尋找生命較深層的意義，以致在畢業時能夠成為一個較四年前入學時在人格、知識、和智慧上，都更為完善的人。

哈佛如是，我們又怎樣？當我們慨歎現今香港的青少年問題嚴重、大學畢業生又不濟的時候，有沒有反省這是家長和整體教育制度失敗的結果？嬰兒甫一出生便無可選擇地被投進一個殘酷的淘汰比賽中，才牙牙學語的兩歲小兒就要上幼兒預備班開始填鴨生涯，跟着是十多二十年的背誦、強記、考試。入大學成為讀書的最終目的，考不上大學的，帶着失望和失敗的創傷離場；考上的，能否得到有別於「中學式」的高等教育，在大學校園生活中成長，就要看他個人的造化和際遇了。

大學既然是高等教育學府，便應把教育真正的放在首位。但一般大學在遴選新校長時，都重視要求候選人是一位有學術成就兼具備大學行政管理經驗的知名學者，而不一定是一位教育家。其實大學裡不乏有學術地位的教授和有豐富管治經驗的行政人員，多一個少一個無關宏旨。一位能夠領導大學重拾教育使命，囘到正途發展的校長，應該是一位有領袖才幹的學者、關愛師生、公平公正，對教育有抱負、有熱誠的教育家。

大學之道

2009-12-04T08:36:00.000-08:00

大學是既古老又複雜的機構。大學的名稱源自拉丁文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大約的意思是教師與學者的群體。他們各有專長，卻在此相聚一起。現代的大學是兼有高等教育與研究功能的學府，學者雲集，是社會培育人才的地方。

上週參加一個大學排名 (university ranking) 的會議，得悉排名是按大學的名聲、師生比例、僱主對畢業生的評價、教授發表論文的數目和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及國際化的程度等來打分数。其原意是以大學的教學及研究成果為標準，但由於前者難以衡量，就祇可勉強採用師生比例和僱主對畢業生的評價等數據來量度了。這樣一來，如何培養有市場價值、能滿足僱主需求、和具備優良就業條件 (employability) 的大學畢業生，便成為與會者熱列討論的主題。大學既熱衷爭取排名榜上名列前茅，重研輕教就更順理成章了。

當然，今天我們也不可能完全回到九十多年前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年代。「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蔡先生這樣說，自有他的時代背景，但難道今天的社會就不需要培育有品德、有學養的青年人，大學就應該成為職業學校，祇着重訓練學生的就業工作能力嗎？

Wendell Berry 是美國著名的學者、詩人、小說及散文作家。他經常批評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和大學過份重理工科技而輕人文，因眼前的利益妄顧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他認為人類若不學習與地球的自然節奏和諧地生活，祇會滅亡。今年他在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接受榮譽學位時致詞說："Educ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en reduced to job training, preparing young people not for responsible adulthood and citizenship, but instead for expert servitude to the corporations."

世界上大部份人都生活在貧窮綫下。在城市表面繁榮的背後，藏着不少隱憂：自然生態的破壞、貧富懸殊、不公平、不公義、踐踏人權、在社會每一角落甚至大學裏存在。在這現况下，享受着大量公共資源的大學應該承担什麽責任去培育下一代？

在 The Loss of the University ( “Home Economics” : North Point Press, 1987) 一文中，Wendell Berry 說："The thing being made in a university is humanity...to make or help to make is human beings in the fullest sense of those words - not just trained workers or knowledgeable citizens but responsible heirs and members of human culture....The common denominator has to be larger than either career preparation or preparation for citizenship. Underlying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 the bringing together, the combining into one, of all the disciplines - is the idea that good work and good citizenship are the inevitable by-products of the making of a good - that is, a fully developed - human being. This, as I understand it,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me university."

換言之，大學廣集賢才的目標和使命，就是培育有德行、對人類文化承傳有責任感的人。這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實在是同一道理。

初為人師

2009-11-30T08:00:00.000-08:00

感謝神，在地毯的那一端，有兩份工作等待着我的選擇：博士後研究、或者是待遇較為優厚的「鐵飯碗」政府公務員。我揀了前者，因為我認為選擇職業，興趣比工資重要；對工作缺乏興趣便很難產生熱誠，欠缺熱誠則難以成功。一年後，我成功申請了大學講師的職位，在母校任教。

在精英教育年代的香港大學，學系裏的教席編制是一、二位講座教授 (Chair Professor)，然後是幾位教授 (Reader) 和高級講師 (Senior Lecturer)，其他大部份都是講師 (Lecturer) 和助理講師 (Assistant Lecturer)。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講師，除了學歷較高和見識較廣之外，無論在心智成熟和人生經驗方面，都和大學生差別不大；因此除了上課講解專業知識以外，真的不知道我能起什麽教育大學生的作用。不過當時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麽問題，大學講師的職責，不就是教學與研究嗎？這群大學生都是身經百戰(考試)的精英，對讀書、考試和自己的事業前途都能精打細算，我祇需用心教學和做研究，就已經是盡了本份。最多做做他們學會的顧問吧，間中出席一下活動，替他們打打氣，其他的學生事務，就沒有必要去管了。反正在我的事業而言，晉升主要視乎研究成果和發表學術論文，其他的事情也就無關重要了。

八十年代的謝師宴

相信沒有太多人會不認同以上的大學教師工作態度，因為能做到這樣己經完全滿足了一般大學對教師的要求。但我在港大經過十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然後轉到浸大担任教務長十多年，參與高層行政管理工作之後，看法有了改變，覺得要提昇大學教育的素質，教師應在講課與科研之外，多做一點功夫。

反思始於草擬浸大在新世紀的願景 (vision) 和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我當時思想的問題是：到底今天享受着大量公共或私人捐贈資源的大學，應該肩負和承担着什麽義務和責任，去回饋社會？這議題內容頗為廣濶複雜，關乎大學的定位、方向、目標、教職員的工作態度、人事評核的機制和重點等，乃是極為重要、不能輕率從事的問題，因為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大學在這方面的理念和政策，將會直接影響到教育的素質和學生的利益。

縱觀大部份本港大學網頁列出的願景、抱負和使命宣言，多是着墨於要致力成為在國際上知名的「世界級學府」(world class university) ，並追求在教學、研究、拓展知識及學術領域方面的卓越成就。至於培育學生的目標，則是發展他們的批判思維、獨立思考能力、領袖才幹、及終生學習的精神。浸大簡單地提及「秉承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推行全人教育」，卻沒有解釋什麽是「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念」或者「全人教育」的定義。不過，相對於三十多年前我初為人師時，這已經是各高校的一點進步了，起碼他們對大學的理念 (the purpose of a university or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建立了一個較為明確的概念。

大學能否達成其崇高的目標和使命，有賴全體教職員明暸自己的角色和責任。而教師作為前綫工作者，其教學及工作態度尤為重要。近年有不少學生告訴我，說很多教授衹在課室和學生見面，平時鮮有其他接觸交談。所謂「師友計劃」(mentoring scheme)，亦祇是每年循例略作小組茶敍，社交一番而已，即有問題討論，也是非常皮毛，點到即止，並沒有任何意圖去建立較為深入的師生關係云。另一方面，我又理解教師們的難處，因為自從近年大學引進新的人事政策，要獲得續約或實任教席 (tenure) 並非容易，主要是大學要求教師具有優異的科研成果和能夠在一級的學術期刋發表論文，教學能力 (主要根據學生對老師的教學評詁 teaching evaluation by students) 的優劣乃屬次要。權衡輕重，老師們自然是重研輕教。

在需要發展知識型經濟的大前提下，各國政府都非常重視培育人才，投放大量資源於高等教育，故此大學能否履行其對社會的承諾和滿足各界人士對大學的期望，至為重要。「全人教育」是崇高的理想，但若缺乏熱忱、眼光和見識去推行，便會流為虛泛的口號。今天是我在大學最後一天上班的日子，明天就不再是「網中人」了，藉此良機回顧過去三十多年來在高教界目睹的現象，去深入探討大學的問題和高等教育的真義和價值。雖然明知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但温故能知新，希望以後在此網誌中所提及和討論的事物，能夠對我的「自我完善」有點裨益。

被勞役的研究生

2009-11-12T08:18:00.000-08:00

若問我的專業是什麽，五十歲前的我會回答是工程師、之後是大學行政、但到六十歲後我會說是教育。

人生總是充滿着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雖然母親終身的職業是教師，父親也担任過幾年中學教席，求學時期的我可從沒有考慮過踏進這個行業。投考大學時因怕血和需要大量記憶背誦而放棄了讀醫，選擇了土木工程。當時香港的經濟蓄勢待起飛，人口激增也加速了基建的需求，故此這門專業頗為吃香。但人算不如天算，畢業那年香港暴動，社會動蕩不安，經濟下滑，基建工程陷於停頓，招聘見習工程師的數目銳減。可幸剛考完畢業試兩天，便接到土木工程系辦公室來電，詢問我有沒有興趣繼續做研究生。考慮到有機會參加當時一個非常龐大的研究計劃，便毅然答允。

幾年的研究生生涯，真的是刻苦耐勞、胼手胝足、不眠不休。白天測量、設計、繪圖、監督工程、在實驗室裡測試儀器，晚上學習編寫電腦程式，讀書，讀論文、寫研究進度報告，整天穿梭於實驗室、電腦室、圖書館、忙個不亦樂乎。凡事從無到有，到有而精，到精而精益求精，雖然每天和同此研究計劃的同學，邊做邊學邊口中咒罵教授無良，用人用到盡，卻不知他正是不斷地把錢無聲無色地往我們的口袋裡塞。知識和本事學會了就是自己的，終生受用不盡。現在回顧，若非當年飽受逼迫，又焉能有今天不怕去創新建立的精神和胆量？近年從事行政工作，已經許久沒有帶研究生了。聽說現在有部份學生喜捨難取易，但求論文過關，畢業行禮如儀。其實學位並不重要，博士的知識領域不一定廣博，可能衹是一門較為精通而已。就我個人的經歷和領受來說，博士學位的價值不在於論文的內容和知識的創新，乃是在整個過程中的歷練和對性格的模造。

在一個晴朗的秋日，終於苦盡甘來，畢業了。還記得觀禮時父、母親臉上洋溢的喜悅。當然啦，對中國內地的大學學位資格不獲英國殖民地政府承認的父、母親來說，兩個兒子同場畢業，怎麽不是吐氣揚眉的日子？

站在禮台的紅地毯上接受博士學位，卻不知道在地毯的那一端，等待着我的是什麽道路、事業和前途。

回顧與反思

2009-11-11T18:19:00.000-08:00

想起來也汗顏。大半生從事高等教育，要到近年才有機會認真反思高等教育的真義、和今天大學面臨的種種問題。

寫這網誌的誘因，不單是本月底就「正式」退休了，需要把多年來的心路歷程整理一下，而是從傳媒報導中看到於2009年9月22日，被香港大學大學堂宿舍(University Hall)宿生暱稱為「三嫂」的袁蘇妹女士，在大學堂工作超過四十年，獲香港大學頒發名譽大學院士銜，以表揚她對大學及社會的貢獻。據港大網頁資料，「她擔任過宿舍的四級廚師，助理廚師和宿舍服務員等職務，然而這些職稱都未能反映她作為宿舍靈魂人物的重要性。三嫂對宿生們的照顧無微不至，除了起居飲食，也關顧到男生們身心的健康成長，每每給他們以支持與鼓勵。」在典禮的讚詞中，表揚她是一位極具啓發性的良師益友，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工程，她確是改變了許多大學堂宿舍宿生的生命。

這則新聞叫很多讀者感動。試想今天獲大學頒授名譽博士或院士銜者，多是政要人物，學有所成的專家，或曾對大學慷慨捐欵的人仕。像「三嫂」這樣因戰亂而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的人能獲此殊榮，實屬難能可貴，在充滿功利主義的高等教育界中，是一股清流。

我在港大任職期間並不認識袁女士，求學時亦非大學堂宿舍宿生，無緣接受她的照顧和結交女朋友的「貼士」。但我深信她給予宿生們在職份以外、像母愛般無微不至的關懷，乃真摯地發自內心。她的高尚情操和成功之道，值得所有從事教育的同工去反思，到底教育的真義和價值何在。

回想我也曾担任浸大「蔡元培堂」舍監六年，這是我三十多年來任職各大學的生涯中，從講師到教務長，和學生們生活和心靈最貼近的時光。其中的酸甜苦辣、風風雨雨，正好激發我的思維，去尋找和探索教育的意義和道理。期望網誌中提到的片片段段，點點滴滴，能帶來温馨的回憶，和發人深省的機會。亦誠邀讀者們回應指正。